玛丽亚·特蕾莎姑妈

玛丽亚·特蕾莎姑妈通常被称为坦特，是费德利斯·沃尔德沃格尔的妹妹，也是其家庭中的重要对立人物。她自视为路德宗信仰与家庭体面的守护者，但她的信念也使她敌视德尔芬，并促使她阻挠伊娃获得止痛药。费德利斯决定让玛丽亚·特蕾莎姑妈离开家，标志着双方关系彻底决裂——他选择让德尔芬回到自己的生活中，而玛丽亚·特蕾莎姑妈则试图煽动更广泛的家族成员反对他。

身份与家庭权威

玛丽亚·特蕾莎姑妈的影响力来自她作为费德利斯妹妹的身份，以及她与当地路德宗社群的联系。她祈祷费德利斯信奉天主教的妻子放弃她眼中的偶像崇拜和圣人崇拜，让男孩们回归路德宗的生活方式。她的宗教信念并非仅仅关乎个人；她将男孩们的成长视为自己有权过问的家事。

即使玛丽亚·特蕾莎姑妈并未出现在每一幕中，这种主张仍赋予她在家中的影响力。德尔芬知道，玛丽亚·特蕾莎姑妈是能迅速拿到吗啡的人之一，而她能够取得药物，便有能力影响伊娃能否得到舒缓。由此可见，玛丽亚·特蕾莎姑妈的权威既涉及家中的宗教争执，也影响疾病带来的现实处境。

围绕伊娃药物的冲突

伊娃剧烈受苦时，德尔芬前往玛丽亚·特蕾莎姑妈家中索要药物。玛丽亚·特蕾莎姑妈质疑德尔芬提出请求的理由——她说人们都在议论伊娃上了瘾，而她哥哥的妻子可能染上瘾，实在有损颜面。她关注的是羞耻与家族名声，而不是伊娃眼下的痛苦。

玛丽亚·特蕾莎姑妈告诉德尔芬，她已经把吗啡倒进了污水坑。随后，德尔芬却看见洗过的药瓶和吗啡瓶放在瓷水槽旁晾干，这说明玛丽亚·特蕾莎姑妈并未像她所说的那样处理掉它们。德尔芬迫使玛丽亚·特蕾莎姑妈回家，帮忙照料伊娃。这场冲突揭示了玛丽亚·特蕾莎姑妈口头上关心哥哥一家，却扣下药物的矛盾；同时也表明，在危急时刻，德尔芬直接介入便能压过玛丽亚·特蕾莎姑妈对药物取得权的控制。

对德尔芬的反对

费德利斯让德尔芬回到家中后，玛丽亚·特蕾莎姑妈的敌意与公共声誉纠缠在一起。她认为德尔芬是天主教徒、波兰人、镇上酒鬼的女儿、曾经的表演者，而且她与西普里安的婚姻受到当地流言的质疑。她还怀疑，德尔芬是为了进入一个有生意、养着四个儿子的鳏夫费德利斯家中，才与生病的伊娃结交。

这些评断展现了玛丽亚·特蕾莎姑妈惯于把不确定之事变成指控。有关德尔芬婚姻状况的种种限定与传言并未让玛丽亚·特蕾莎姑妈改观，反倒成了她进一步猜疑的理由。她对德尔芬的看法体现了对宗教和社会界限的维护，却也使她与这个已经参与家庭日常劳作和照护的女人对立起来。

费德利斯的决定及其后果

费德利斯告诉德尔芬，他已经让妹妹离开时，德尔芬明白这是一个重大的牺牲。他把与德尔芬的关系置于自己和玛丽亚·特蕾莎姑妈的手足情谊之上；德尔芬预料，妹妹从此会成为更不肯罢休的敌人。她也担心，这个选择可能意味着自己欠费德利斯什么，但他疲惫的神情并未显示他有意要求回报。

玛丽亚·特蕾莎姑妈被送走后，并未就此退出家族事务。她给德国写了一连串信，很快便收到回信；她把信放在收银机上，借此向费德利斯表示，自己不在乎他是否理会这些信。他读了信，却一言不发，此时他已经被自己努力建立的生活崩塌所压垮。因此，玛丽亚·特蕾莎姑妈通过家族通信把家庭内部的冲突延伸到远方；即使失去在家中的位置，她仍借书信坚持自己的主张。

叙事作用

玛丽亚·特蕾莎姑妈与德尔芬的冲突，有助于区分正式的亲属关系与维系家庭生活的照护。她是费德利斯的妹妹，也声称有责任塑造男孩们的宗教信仰；然而，德尔芬通过劳作与维护家人，成为家庭日常生活的核心人物。吗啡事件最鲜明地体现了两者的对比——伊娃受苦时，玛丽亚·特蕾莎姑妈诉诸家族的羞耻感，而德尔芬则采取行动确保伊娃得到照护。

这场决裂也考验了费德利斯的忠诚。决定送走玛丽亚·特蕾莎姑妈，并未抹去他们的手足关系，也没有消除更广泛家族的影响；来自德国的信件表明，冲突在家庭之外仍在持续。因此，玛丽亚·特蕾莎姑妈的作用不仅是反对德尔芬，也在于展现这样一种选择所付出的代价——选择以实际照护和个人依恋为基础的家庭生活，而非遵从继承而来的权威与社群认可的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