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政治

大众政治是组织广大民众、争取他们参与的斗争，而非让政治生活继续由既有领袖和议会人物主导。在这段战后历史中，返乡士兵、工人、农民、民族主义群众和法西斯组织逐渐成为彼此竞争的政治力量。他们的人数固然重要，但聚集他们的网络、凝聚他们的物质利益，以及领袖赋予集体行动意义的叙事，同样重要。

从战争走向新的公共领域

战争既带来了一个社会群体，也提供了一套政治语言。数百万退伍军人回到一个仍笼罩在军事失败、大量死亡和不确定性阴影下的国家。在法西斯运动早期的一次集会上，听众不到一百人，但贝尼托·墨索里尼设想，旧一代政治人物将被五百万返乡士兵所取代。狭小房间与前景中庞大的公众形成鲜明对比——大众政治已经兴起，但没有任何单一运动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已经代表了群众。

社会主义运动则以另一种方式展现了这种规模。1919年7月，工人准备举行总罢工声援国外工人，米兰聚集起一片红旗。包括克劳迪奥·特雷韦斯和贾钦托·梅诺蒂·塞拉蒂在内的领袖向群众发表讲话，随后尼古拉·邦巴奇说明罢工的目的。他将罢工描述为一种示威，可能为革命性罢工铺路，而非革命本身。工人受邀想象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但同时也被告知，这种秩序能否到来，取决于仍在发展的历史和经济条件。期望与即时行动之间的距离，是这一场景的一部分——群众的希望是真实的，而罢工声明所设定的限度也同样明确。

彼此竞争的群众与政治景观

公共空间成为舞台，彼此竞争的运动试图在此界定谁属于人民。1919年4月15日，一支规模庞大的社会主义游行队伍在米兰城出发，数千名示威者朝米兰大教堂进发。一支规模较小的反向游行队伍聚集在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周围，参加者包括军官、学生、阿尔迪蒂和法西斯分子。马里内蒂敦促中立的旁观者加入，而不是只在一旁观看。随后的冲突很快结束，但其情形颇能说明问题——由举着列宁肖像和红旗的女性领头的社会主义队伍，面对着一支规模小得多的队伍；后者的成员曾经历战争与杀戮。石块和棍棒来自社会主义一方；另一方的枪声则让游行者停止歌唱。这一场景表明，大众政治不只是人数多寡的问题——彼此对立的群体将不同的经历、象征和期待带进同一条街道。

民族主义动员也将集体屈辱转化为政治归属感的来源。意大利代表团退出巴黎和谈后，意大利各地广场上的群众纷纷集会，要求取得阜姆和达尔马提亚。加布里埃莱·邓南遮以“残缺胜利”为意象，为年轻退伍军人表达一种感受提供了语言——尽管国家赢得了战场上的胜利，他们却觉得遭受了剥夺。1919年5月，他们在罗马的集会显示，一种政治隐喻如何使一群身体完好无损的庞大人群感到自己受了伤害、遭受了不公。协约国在意大利代表团缺席期间继续谈判，代表团随后返回巴黎，这进一步加深了失望，也使民族受屈的诉求更具吸引力。

组织、生计与施压能力

文中反复表明，群众动员并非只靠言辞。在博洛尼亚，社会主义机构和工作场所组织塑造着政治生活；与此同时，该市雇主和中产阶级面临工会会员资格、获得面包的机会以及罢工威胁等方面的压力。在周边乡村，联盟、合作社和地方社会主义网络将这种影响扩展到各个村庄。它们的影响并不局限于选举——这些组织力图掌控雇用和工作条件，其诉求也反映了农场工人不稳定的生活处境——他们一年中只有部分时间能找到工作。

在艾米利亚，联盟的力量既体现在地方层面，也可以量化。社会主义者控制了该地区280个市镇中的223个，费拉拉的联盟登记会员达81,000人。它们的就业介绍所管理雇用事务，也对轮班、脱粒、种子供应和作物种植施加影响。这种组织能力使乡村工人得以向地主施压，而罚款、社会排斥以及针对违反协议者的压力，则确保集体规则得到执行。文中将这些做法描述为对生计不稳定的回应，同时也是一个能够施加严厉纪律的体系。这里的大众政治植根于劳动组织和资源获取，而不仅仅体现为集会的壮观场面。

法西斯组织者建立起与之竞争的协调行动能力。1921年1月，费拉拉的一次惩罚性远征按照军事方式筹划——武装小队、由农业协会提供的卡车，以及同时针对多个乡村社区的行动，均在计划之中。此后，伊塔洛·巴尔博的动员从乡村吸引数千名贫困农场工人前往费拉拉，他们步行、骑自行车、乘坐马车和驳船而来。这座城市醒来时，看到一支由五万人组成的队伍占据了街道；电话线被切断，学校被征用作住宿之用，商店和企业也都关门。这些细节展现了群众参与的号召如何转化为后勤安排、地域上的实际存在，以及对地方当局施加的压力。它们也揭示了这一运动与有组织的农业利益之间的牵连，即使被动员起来的参加者是贫困劳工。

从动员到统治

群众行动可以挑战国家，也可以被用来争夺国家权力。在1922年合法主义总罢工期间，工人和农民组织试图作为统一阵线，捍卫政治自由和工会自由。罢工计划提前泄露，扰乱了行动安排。法西斯领袖随后为国家设定期限，要求其证明自己有权威，并威胁称，若国家做不到，法西斯主义就会取而代之。此事将劳工动员与一场关于谁有权行使权力的公开争夺联系起来——一方是集体组织，另一方则是一个声称政府似乎无力维护权威、因此自己有权接手的运动。

在国家法西斯党成立大会上，贝尼托·墨索里尼将法西斯主义描述为一种综合力量，称其将吸收自由主义，完成意大利人的民族化，并通过一位解释者将群众带入政治生活；这位解释者也将对他们加以约束。这一纲领把民众参与与民族团结和国家权力联系起来，几乎不给自主的地区身份或阶级身份留下空间。后来的一次纪念演说再次提到米兰首次小规模法西斯集会与此后规模更大的队伍之间的对比——数百人已经变成数千人，而这一运动将自己想象为人民成为民族、民族成为国家的过程。这种扩张不仅表现为人数增长，也体现为一连串公共集会、效忠关系和制度巩固。

意义与张力

文中没有把群众视为单一、统一的政治行动者。参加罢工的工人、通过联盟组织起来的农民、受到民族主义号召吸引的退伍军人，以及由法西斯领袖动员的农场劳工，各有不同的目标和手段。他们共同的重要性在于，政治权威日益取决于能否接触他们、组织他们，以及声称代表他们发言。人数本身并不能决定结果——组织、获取物质资源的能力、联盟关系，以及国家机构的回应，都会影响集体行动能够实现什么。

因此，大众政治具有双重意义。它让此前被描述为旁观者或臣民的人得以进入政治生活，也为有组织的工人和农民提供了提出诉求的实际手段。与此同时，同样的大规模动员也支持严格的组织纪律、武装强制，以及法西斯主义的主张——当国家无法维护自身权威时，一场运动可以取而代之。这一运动关于民族复兴的承诺，最终呈现为群众成为民族、民族成为国家的意象；这里所叙述的历史则表明，这种转变既非中立，也非各方共识，而是在组织、景观和武力的角逐中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