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新人”理想

法西斯“新人”理想主张通过青年、身体活力、纪律和政治权威，实现民族重生并克服战后衰退。在书中，这一理想随着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公开崛起而成形——领袖被描绘成声名扫地的旧秩序的解决之道，而群众则被号召在他的领导下成为统一的民族。复兴的承诺与力量、等级制度以及排斥被视为民族团结威胁的群体密不可分。

战争塑造的一代

这一理想萌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之中。叙述者描绘了一个再无公认人物足以赢得信任的欧洲——战后余波中，数百万死者长眠地下，而五百万返乡士兵涌向国境。人们并非只是欢迎老兵回家。在他们面前，旧政客、自由主义者和议会演说家显得精疲力竭；老兵则呈现为一股新的政治群众。在这一叙述中，未来属于那些受战争塑造的人，也属于那些将承受战争后果的人。齐步前进的要求，使集体纪律听起来像是应对动荡世界的必要之举。

这种危机叙事赋予暴力双重含义——它既是战争留下的遗产，也是人们想象新秩序由此兴起的力量。返乡士兵象征着幸存与幻灭，也象征着颠覆战前政治习惯权威的潜能。因此，这一理想并未许诺恢复从前的和平，而是承诺以断裂的经验为基础开启新篇章，并将战斗者重新塑造成新公民的典范。

阜姆与新时代的承诺

加布里埃莱·邓南遮为这套话语赋予了早期的戏剧性形式。他向军团士兵讲话时，将凡尔赛的谈判与阜姆相对照——凡尔赛象征着精疲力竭、犹豫不决的欧洲，阜姆则象征着青春、美、生命、英雄行动，以及一个被想象为人口将超过战争死者的未来。死者成为生者权威的来源，尚未出生者则成为继续斗争的正当理由。按照这一表述，新时代既是重生，也是战时承诺的延续。

书中也指出了邓南遮号召力的局限。他选择留在阜姆，但意大利人并未追随他；叙述者将他描绘成一位诗人，其代表青年的主张已显过时。然而，他的修辞仍为墨索里尼后来登场提供了重要参照——新时代的语言可以借用，但必须与一场能够声称代表当下人民的政治运动相结合。书中简短提及邓南遮被命令休息，同时报纸大篇幅报道墨索里尼在那不勒斯的胜利；这进一步将年迈诗人的缺席与新兴领袖的公开声势并置。

作为化身的领袖

1922年10月24日，墨索里尼在那不勒斯出现在七千人面前，他们挤在一座座位仅一千余个的剧院里。五百面旗帜、号角通报以及《青春》的演奏，将他的到场变成一场群众景观。这番布置让群众本身显得像历史的主角，却也将群众围绕着一位领袖的现身组织起来。墨索里尼告诉城中的资产阶级听众，法西斯主义是一个武装政党，力量具有决定性，而它意在成为国家。他搁置共和理想，并表示只有在国王反对法西斯分子时，国王才会成为问题；相比之下，他明确表达了对军队的崇敬。

他获任总理，完成了从公众形象到国家权威的转变。年仅三十九岁的墨索里尼没有政府或公共行政经验，在众议院任职也只有十六个月，却身穿武装政治运动的黑衫制服走上权力岗位。因此，新人不仅是私人品格的典范。他被塑造成一位统治者，其表面上的年轻与力量为新的政治开端提供了正当性，尽管这一开端是经由既有的王室任命机制实现的。

在罗马，墨索里尼与被认为已经过时的旧秩序政客之间的对比，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形象。人群聚集在他周围，看着他在办公室与格兰德酒店之间步行，并以近距离接触和亲身互动回应他。书中通过反复出现的重生、阳刚气概和统御意象，描绘他的公众形象——他被塑造成一个时代的开创者和秩序混乱的驯服者。这些意象所描绘的，与其说是摆脱暴力，不如说是承诺由更强大的权威控制暴力。那个已驾驭力量的人，被宣称能够让相互竞争的阵营服从单一秩序，从而终结冲突。

统一、纪律与排斥

墨索里尼的纲领明确阐述了这种统一的政治内涵。他将法西斯主义描述为一种综合力量，能够在暴力埋葬旧有方法后吸收自由主义。在意大利境内，地方身份应让位于纯粹的意大利人身份；在境外，民族伟大则与帝国野心相联系。罗马天主教会被纳入这套帝国叙事，反教权主义则遭到摒弃。国家被说成是法西斯分子自己的国家，而群众则应由一位解释者加以服务和教育；倘若他认为群众有错，也可以惩罚他们。因此，民族团结的承诺内含等级秩序——群众是景观的中心，但政治方向由领袖及其运动掌握。

这一理想还通过将反对者描绘成堕落或异类来划定自身边界。在米兰的一场社会主义游行中，持武器的观察者看到人群庆祝俄罗斯，并把他们杂乱无序的行进和国际歌解读为其并非真正意大利人民的证据。这是他的判断，而不是对示威者的中立描述；它的重要性在于，这种判断将政治反对转化为归属民族的问题。另一次示威则让妇女和儿童走在队伍前列。书中解释说，这令威权主义、父权制的男性不安，因为她们反军国主义的身影似乎预示着一个没有他们的未来。他们以关窗、放下百叶窗和闩上门的方式回应，表现出试图将自己无法控制的社会变化拒之门外。

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对女性服饰的抨击，也体现了性别化的纪律观。他向工人和老兵宣称，频繁更换服装会使女性沦为男性买家的市场对象，并降低她们的吸引力。桌上唯一的女性马尔盖丽塔·萨尔法蒂带着宽厚的微笑，旁观这场骚动。这一场景将她的在场与一种把女性社会形象化约为男性评判的论调并置。新的政治文化可以颂扬群众，同时继续以男性化的统御和控制理想来界定权威。

书中对工厂占领的叙述，使任何认为集体纪律只属于法西斯计划的主张变得复杂。工人们连续三十天在没有银行融资、原材料以及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指导的情况下组织生产。他们制定轮班期间禁酒的规定，安排巡守以防盗窃，并照料机器和物资。他们的纪律展现了集体自我组织的能力，以及实现政治转变的愿望。然而，社会主义领导层将是否把斗争扩展到工厂之外的决定推迟，因为他们担心工人会在街头遭到镇压。这一对比揭示了新人理想中的矛盾——有助于巩固民族权威的集体行动会受到颂扬，而独立的工人运动仍被视为政治威胁。

从少数走向军团

这一理想在后来的公共仪式中展现了它从少数派走向群众权力的过程。墨索里尼回到贝尔焦约索广场——他早年曾在那里对数百人举行法西斯集会——如今则向数千人讲话。他把往日的小团体说成一支大军，并以宗教语言描述志愿军，将其随时准备牺牲的意愿与民族的复活、人民转变为民族继而建立国家联系起来。这一递进过程把人数增长转化为一个关于重生与民族命运的故事。

因此，法西斯“新人”既是一种被许诺的身份，也是一种政治工具。它向老兵和精疲力竭的国家提供了衰退之后焕发青春的形象，却将这种复兴与服从、力量、民族同质化以及一位自称能够驾驭其运动所动员之暴力的领袖捆绑在一起。仪式使群众仿佛步入历史；其等级秩序则决定谁有权解释历史并引领其进程。这一理想的核心矛盾始终清晰可见——它颂扬新人民，却不断压缩政治差异和独立集体力量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