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条旗》
《1919》《星条旗》在《美国》中反复作为爱国之声出现,但每次响起都并未化为毫无杂质的庆祝。在停战人群中传唱、又以断裂的歌词片段印出时,它将国家仪式与返乡士兵不受约束的行为,以及仪式无法包容的肉体代价联系在一起。歌曲副歌中的旗帜依然飘扬;小说一再追问,对那些曾在旗帜下作战的人而言,这种延续意味着什么。
庆祝场合中的演出
停战之夜,在乔登陆遭遇警察的圣纳泽尔,一家红色绒面装潢的歌舞厅里奏响了这首歌,厅中挤满饮酒者和高喊“美利坚万岁”的庆祝者。乔·威廉斯前去寻找珍妮特;她正与一名身穿法国军服的塞内加尔军官跳舞。乔看见她和那名军官在一起,便袭击了对方;随后的扭打中,珍妮特被撞倒,一个男人用瓶子打中乔,使他失去知觉。这首国歌属于围绕这场暴力的庆祝声景,而非秩序井然的国家团结场面。它的出现使反差更加鲜明——美国爱国庆祝与乔带有种族敌意的袭击,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共处一室。
这首歌也出现在更明确的公民仪式场合。在海关大楼,一群人在港口税务官拜伦·R·牛顿的带领下唱歌。在周围的新闻片段中,这一消息在海滨引发一片骚乱,这首国歌则成为围绕国家象征组织起来的公共回应。歌舞厅与海关大楼的差别在于场合和带领者,而未必在于政治含义——两个场景里,这首歌都聚集起人群;与此同时,周围的细节又让人无法把人群简化为一个和谐一致的声音。
歌词与返乡士兵的经历
小说没有完整呈现国歌的演唱,而是将歌词分行间隔呈现:“哦,说吧,借着黎明初现的曙光,你可看见”,接着是“暮色最后的余晖中,我们曾骄傲欢呼的”,以及人们记得的“火箭发出红光”和“炸弹在空中爆炸”。这组歌词最终落在这样的断言上——这些景象是“我们亲眼所见的证明,旗帜依然在那里”。歌词从炮火转向可见的幸存,为国家故事提供了一个简短的叙述——人们经受住了危险,旗帜仍然飘扬。
这个故事旁边呈现的,却是一种不那么仪式化的欢迎。士兵和水手为纽约市的庆祝活动增添了色彩,但一些返乡的战士在试图砸毁一块欢迎英雄归来的电光招牌时,险些酿成暴乱。国歌的歌词片段伴随着这段叙述出现,却没有化解其中的冲突。高悬于人群之上的荣誉讯息,与人群中那些近乎失控的行为形成张力;受到欢迎的英雄,并未被描绘成一个顺从的整体,也不是国家感恩之情的单一象征。
紧接着这些歌词片段,《摄影机之眼》便从公共言辞转向船上生活中重复的劳作与不适。水手们检查结束后把剩下的食物扔到船舷外,在十一月的狂风和浪花中煎熬,还得与晕船的士兵一道,反复吃饭、受检阅和列队。这一转折并未声称船上响起了这首歌,而是将它宏大的战斗与旗帜意象,同军旅生活日常而具体的条件并置。在其他段落中,《摄影机之眼》以更加直白的方式呈现战争——血迹、受损的肺,以及被抬上救护车时还活着、抬下车时已经死亡的身体。在这些反差之中,爱国言辞与肉体经验共存于同一本书里,却并不等同。
国家象征与战争代价
小说对服役及其后续遭遇的描写,也使这首歌以旗帜为中心的保证更显意味。韦斯利·埃弗里斯特从海外归来时,带着陆军退伍证明、神枪手战绩和一枚勋章,随后又回去伐木。后来,一群暴徒把他从监狱里拖出来,在夏哈利斯河桥上将他私刑处死。小说没有指出这一事件中出现过国歌;这首歌的关联在于,两者之间存在更大的落差——一个曾服役的军人回到家乡后,仍可能遭遇暴力。仅凭旗帜,无法推断他必将获得国家共同体的接纳。
临近书末,另一场国家仪式试图赋予战争死亡以公共意义。国会授权将一名身份尚未确认的美国远征军成员遗体运回,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安葬。遗体从存放在马恩河畔沙隆的阵亡者中选出,仪式则以静默、祈祷、官方致辞和军事礼仪举行。总统哈丁称这份致敬不针对个人;来自数个国家的勋章被别在死者本应是胸口的位置,伍德罗·威尔逊则带来了罂粟花。文本没有说这次安葬仪式上唱了国歌。然而,若与国歌较早出现的场景并读,这场仪式便更加凸显两者的差异——一个承诺确认身份的国家象征,与一名身份始终不明的阵亡士兵之间,存在一道鸿沟。
在小说中的作用
《美国》将这首国歌置于彼此竞争的公共话语之中,而没有把它当作对爱国主义一锤定音的裁断。在歌舞厅里,它伴随着一场转为暴力的庆祝;在海关大楼,它由人带领,作为公民歌曲唱响;在歌词片段中,旗帜依然飘扬的意象则与躁动不安的老兵和军旅生活的日常细节并置。后来的纪念仪式以最正式的方式表达国家荣誉,却仍无法为受表彰的遗体恢复姓名。
这种不确定性与小说的拼贴形式相契合。新闻短片片段以标题、口号和流行歌词打断个人生活,而《摄影机之眼》则把私人感受和肉体经验带入同一个更广阔的历史场域。因此,国歌的词句听来既熟悉又令人不安——它不只是宣告国家经受住了考验,也是小说用来衡量暴力、疲惫和匿名状态的尺度,而爱国仪式可能无法消解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