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巴黎后,怎能让他们留在农场?
《1919》《见过巴黎后,怎能让他们留在农场?》是一段在小说中以零散片段反复出现的流行歌曲副歌,它将一个关于士兵归来的滑稽问题,转化为衡量战争与旅行改变了什么的更尖锐尺度。歌词从农场转向百老汇;当副歌出现在未来未定的故事旁边时,它给出的答案也悬而未决——见识更广阔的世界或许会让回去成为可能,却不会让返乡变得容易。
新闻拼贴中的副歌
这首歌出现在一本小说中,流行歌词是历史喧嚣的一部分,而非置身其外的装饰性停顿。《新闻短片拼贴段落》将报纸标题、新闻片段、广告口号和歌词拼接成快速而断续的序列。在这幅拼贴中,这段副歌既耳熟能详,又显得别有意味——周遭报道记录着政治动荡与战争后果,流行文化仍能一再传唱这个问题。歌词的简短形式至关重要。文本并未停下来解释歌曲的含义,而是让一句熟悉的歌词出现在其他公共话语之间,让读者感受它欢快的设想与周围动荡世界之间的摩擦。
这段副歌最初分作前后相接的两部分印出:“见过巴黎之后,怎么才能让他们留在农场”和“他们见过巴黎之后”。这种分法使标题中的问题听起来像简短的一问一答。第一部分设想家乡是一个能够留住人们的地方;第二部分则给出理由,说明这种设想为何已令人怀疑。歌词中的巴黎并非只是一个目的地。它象征着熟悉生活之外的经历,而歌曲的幽默感,正来自这样一种可能——这类经历会改变旅行者对家乡的依恋。
从农场到百老汇
后来的一个变体改变了那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歌词变成“怎么才能让他们远离百老汇”,接着是“尽情跳爵士”和“彻夜狂欢”这两句片段。这个变化意味深长——问题不再只关乎如何在人们见过巴黎后让他们回到乡村生活,而是转向城市持续不断的吸引力,再以爵士乐和夜生活提供一个轻快、便于传唱的答案。这首歌的结构足够灵活,能够承载这种转变。它的核心问题始终如一,然而挑战家园观念的地点与乐趣却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体并未对城市生活作出定论。相反,它简练的词句让城市自由听起来既充满活力,又带有商业化色彩——一段可以用简短话语传唱的副歌。文本的拼贴形式保留了这种双重意味。歌曲能够表现流动带来的兴奋,却不假装这种兴奋能解决迁徙者在物质或个人生活上的困难。即使歌词的节奏显得轻快,反复出现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副歌与未定的未来
当一名前炮兵学员与理查德·埃尔斯沃思·萨维奇在巴黎和会首次全体会议召开前相遇时,歌曲中的问题格外意味深长。望着周围的军装、珠宝和战时盛景,这名前学员想起了那段副歌:“见过巴黎之后,怎么才能让他们留在农场……?”这句熟悉的歌词,与两人谈论服役结束后各自打算做什么的话题并置。理查德·埃尔斯沃思·萨维奇说,他不知道离开军队后要做什么;对方也没有明确计划,不想回美国,并希望革命到来。于是,歌曲中关于如何把人留在家乡的玩笑,与一个后果更为重大的不确定性擦肩而过——无论是回去还是另寻方向,都没有把握。
理查德·埃尔斯沃思·萨维奇不安地回应,提醒对方敌方耳目正在监听,随后转移了话题。这番交谈让副歌显出更尖锐的意味,却没有把它变成政治纲领。两人的谈话受到所处环境以及可能遭人窃听的限制;相较之下,歌词却让这个问题听来熟悉而无害。他们的不安揭示了流行歌词的轻松与战后去向难以直言之间的差距。
小说中其他人物的生活经历,进一步加深了家园观念与那里实际可得生活之间的反差。伊夫琳·哈钦斯在圣菲度过了不快乐的一年,照料父母并操持家务;与此同时,她的艺术抱负与人际关系又牵引着她走出家庭角色。在巴黎,她与保罗·约翰逊计划返回美国、结婚并寻找工作;然而,在塞纳河附近散步时,她告诉他自己怀孕了,计划随即发生突变。与此同时,本·康普顿与海伦·莫尔在贫困且投身政治的处境中开始自由结合,两人共住一间简陋的房间,并想象一种工人与恋人拥有更多选择的社会。将歌曲与这些各不相同的处境并读,其中关于人们能被留在何处的问题所暗示的,便不只是乡村与城市的对照——回去、留下以及建立家园,既受义务和经济限制塑造,也受欲望影响。
重复与意义
这段副歌的力量来自反复出现而又有所变化。它最初提到农场和巴黎,随后转向百老汇及其夜生活,后来又出现在一段对话中,两名前军人面对着前途未定的平民生活。每次出现都保留了同一个根本问题,同时改变其眼前所承受的压力。这首歌没有讲述人物如何作出决定;它提供了一句流传于公共话语中的表达,让人们得以辨认迁徙、归返以及抗拒归返。
这一作用符合小说整体的形式手法。除了《新闻短片拼贴段落》,小说还以《摄影机之眼》呈现源自感官体验与记忆的主观片段。这两种形式各有作用——副歌属于流通于大众文化中的共享语言,而《摄影机之眼》则标示出更个人化的视角。它们并存,使任何单一声音都无法为那个时代的意义盖棺定论。这首歌既不是可靠的预言,也不是对逃离生活的简单颂扬。它是一句谱成旋律的问题;随着小说中的人物面对自己曾经身处之地与接下来能够前往之地之间的距离,这个问题不断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