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莫诺夫1989年重返苏联

爱德华·利莫诺夫于1989年12月回到苏联，公众的胜利与私人的疏离在此交汇。他作为成功作家受邀归来，并受到贵宾般的迎接，却发现无论他得到的认可，还是已经出版的童年回忆录，都无法让他感到宾至如归。这趟旅程止于他父母在哈尔科夫的公寓门外；此时，他的归来仍只是门外一个请求让人开门的声音。

邀请与逆向归途

归来始于从莫斯科机场出发的路上，爱德华·利莫诺夫回想起十五年前方向相反的那趟旅程。1974年2月，他宿醉未醒，躺在汽车后座上，头枕着塔妮娅的膝盖；她抚摸着他的头发，看着建筑和树林从窗外掠过。他们当时相信，再也看不到那些景色了。如今又下起了雪，但塔妮娅已不在，爱德华·利莫诺夫独自归来。冬日天气的重现将两次旅程联系起来，而同行者的变化则让两者的差异显而易见。

这一次，他是应邀而来，乘坐商务舱，与女演员维多利亚·费多罗娃和歌手维利·托卡列夫同行。三人在机场受到贵宾般的欢迎。眼前这位风光归来的胜利者，与他记忆中离开时那个孤身一人的男子形成对照，为这场返乡定下了不安的基调——表面上，他的境遇已然逆转；内心深处，将两次旅程分隔开来的失落依旧存在。

这份邀请源于《我们曾有过一个伟大的时代》的出版，这本书讲述了他的童年。佩列斯特罗伊卡时期，多产的间谍小说作家尤利安·谢苗诺夫创办了《机密》周报，这是一份颇为成功、专门报道真实罪案的周刊；他还创办了一家出版社。在结识爱德华·利莫诺夫并承诺出版他的作品后，谢苗诺夫安排这本书在苏联出版，印数达三十万册。这样的发行规模解释了官方为何发出邀请，却不能保证爱德华·利莫诺夫能够得到他所期待的、来自想见之人的热情接待。

公众欢迎的落空

在机场小巴上，爱德华·利莫诺夫选择坐在司机旁边，而没有与其他来宾和公关人员一起坐在后排。他试图同那名神情阴郁、脸上长着斑的司机交谈，因为他想让自己在祖国土地上遇到的第一个普通俄罗斯人知道，多年的海外生活和成功并没有让他变成一个局外人。司机始终不肯敞开心扉，只以一种隐约带着敌意的冷漠回应。在乌克兰酒店，工作人员也没有让他感到更亲近。贵宾待遇让他进了门，却无法让这份欢迎变得真诚亲切。

他寻找娜塔莎·梅德韦杰娃的过程，让这种疏离变成了一个难熬的夜晚。根据她母亲的建议，他去拜访一位旧同学的住址。在零下天气里穿着轻薄夹克乘了四十五分钟地铁，又步行半小时后，他在午夜过后抵达一处临时住所。屋里的女人在《机密》周报上看过他的照片，显然不喜欢他。她告诉他，他的妻子曾带着两个男人来过，在那里过了一夜，并与他们以及那位朋友发生了性关系。她还说，娜塔莎指责爱德华·利莫诺夫待她不好。这次相遇让他听到了娜塔莎生活的消息，却没有带来和解，也没有让他见到她。

一个改变行程方向的夜晚

地铁已经停运，出租车似乎遥不可及，而步行离开可能意味着走上好几个小时，因此爱德华·利莫诺夫留了下来。他喝着伏特加，听着越来越多的人聚集过来。一名车臣男子贾拉尔问他是不是犹太人，接着试图逼他交出护照。玩笑般的态度转为威胁，危险显而易见。爱德华·利莫诺夫保持冷静，不过周围人醉酒的状态或许也削弱了这场冲突的威胁感。他的护照仍在自己手中。

他对那个夜晚最后的记忆，是自己发表了一番演说，谈到一个有能力创造历史、却无法过上正常生活的国家。天亮时，他醒来发现额头枕在厨房桌上。甚至连地板上也有人醉倒。他悄无声息地穿过临时住所，确认护照没有被偷，然后穿上进门时脱掉的鞋子；在俄罗斯，冬天进屋时人们通常会脱鞋。这些具体举动将脱身变成一个实际决定——回旅馆，拿上行李，离开尤利安·谢苗诺夫安排的旅行团，乘坐第一班去哈尔科夫的火车。

家庭住所与尚未完成的欢迎

爱德华·利莫诺夫早已习惯贫困，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张历时十八小时的三等车厢车票。他卸下知名作家的身份伪装，和乘客们一起旅行；他们散坐在车厢的长凳和铺位上，那些座位让人想起兵营。早上七点，出租车把他送到萨尔托夫，停在那栋预制混凝土建筑前；他的少年时代曾在那里度过。这趟归途将他从贵宾交通和旅馆带到拥挤的火车上，最后又带回他青春时期那片冷峻的环境。

他爬上裸露的混凝土楼梯，叙述将楼梯比作监狱；在门外停下时，他不禁猜想父母会不会大吃一惊，也想着是否该先让邻居去通知他们。随后他按响门铃，隔着门喊道：“妈妈，爸爸，是我。”他的母亲既警惕又害怕，问外面是谁；他再次说是自己：“是我，埃迪奇卡。”场景停在即将认出他的门槛上。他已经回到这个国家，也回到了童年的家，但门还没有打开。因此，这场返乡最关键的画面不是公众的欢迎，而是一个儿子在门外等候，报上自己的身份，而家人或许还不相信他已经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