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苏联未遂政变

利莫诺夫

1991年苏联政变未遂始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度假期间,四天后以阴谋者落败、公众仍享有自由、苏联共产党面临暂停活动而告终。这一事件既被描述为一场真正的民主危机,其结果取决于军队;也被视为一出闹剧——策划者自身的恐慌与无能,把恢复控制的企图变成了一场权威崩塌的表演。

夺取权力与阴谋者

政变开始时,戈尔巴乔夫的电话被切断,他的别墅遭到隔离,周边地区也被封锁。一群将军——克留奇科夫、亚佐夫、普戈和根纳季·亚纳耶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他们让副总统亚纳耶夫负责,而他被描述为这群人中最软弱的一个。夺权行动还伴随着老一套的新闻封锁,但这位新领导人丝毫没有展现出自信——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直到被强行带出,才肯举行电视新闻发布会。在镜头前,他双手颤抖,神情茫然,尽管他被塑造成胜利者。

这段叙述强调了政变所动用的强制手段与试图操纵这些手段的人之间的悬殊差异。事后看来,阴谋者显露出的并非掌控权力的纪律严明的行家,而是一群平庸之辈,把自己灌得惊慌失措。他们察觉行动出了岔子,但命令已经下达,坦克也已开进莫斯科。他们设想的应对办法,不是什么戏剧性的最后抵抗,而是退回床上、吃阿司匹林,再打开一罐腌黄瓜。这一滑稽画面并没有让危险显得不真实;它展现的是,实施紧急统治的企图如何既事关重大,又因策划者的行径而荒唐。

镇压卷土重来的威胁

当时,民主支持者并不知道策划者会如此无能。经历第二次解冻之后,他们担心政治自由再度冻结,也不禁怀疑,自己没有趁着还有机会逃走、而选择留下来,是不是太傻了。政变本有可能成功。其命运取决于军队,尤其取决于那些奉命向莫斯科进军的年轻应征士兵。他们担心自己会被迫重演他们的父辈在1968年布拉格所做过的事。因此,叙述把他们响应鲍里斯·叶利钦的呼吁——站在法律与国家一边——呈现为一种需要勇气的行动,而不是政变力量薄弱所必然带来的结果。

叶利钦以莫斯科的议会所在地组织抵抗,这座建筑被称为萨拉热窝白宫。它成了全国争取民主斗争的焦点,也成为政治合法性得以显现的舞台。叶利钦站在楼外一辆坦克上的照片,将这场斗争凝缩成一个画面。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赶去守卫叶利钦办公室的门;莫斯科人前来保卫大楼,筑起街垒,并用身体挡在受到威胁的自由与前来镇压的力量之间。坦克开始后撤时,姑娘们亲吻士兵,把鲜花插进他们的步枪枪管。第四天,紧绷的气氛骤然释放——人们所惧怕的镇压并未卷土重来,他们将继续生活在自由之中。

崩溃与公开清算

策划者的失败不仅是军事或行政上的逆转;它摧毁了他们试图营造的权威。他们把亚纳耶夫塑造成胜利者,却无法掩饰他显而易见的恐惧;坦克和紧急措施也没能换来这场接管所依赖的服从。叙述一再强调政变的闹剧色彩,因而把羞辱变成了其政治后果的一部分——几十年压迫的继承者并未以宏大而悲剧性的结局退场,而是像一群再也不显得可怕的小丑一样离去。

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返回时,晒得黝黑,显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场风波给他和他的家人留下的印象,部分来自他们被隔绝于外界的事实——他们待在一座别墅里,那地方被比作适合石油酋长居住的宅邸。三名政变者后来自杀。爱德华·利莫诺夫留下来悼念他们,这一细节表明,即使他们的选择理应受到谴责,他仍忠于失败者。因此,政变余波也揭示了利莫诺夫行事方式的一种区别——他敬重落败者,而不是把失败视为他们理应被遗忘的证据。

8月23日,对峙转入一场向全世界转播的议会会议。叶利钦让戈尔巴乔夫用颤抖的声音宣读委员会会议纪要;在那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任命的部长们已经决定背叛他。随后,叶利钦宣布有一项法令要签署——暂停苏联共产党的活动。刻意安排的停顿以及戈尔巴乔夫困惑的反应,让这一幕显得颇具戏剧性,但这项法令影响重大。这个曾在政治秩序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政党,如今在公开场合遭到正式停职;宣布法令的领导人,则因抵抗政变而声望上升。

记忆与意义

二十年后,城市里的年轻人仍记得1991年8月是他们一生中最激烈的时刻之一。他们的回忆随着政变骤然逆转的过程展开——先是恐惧苏联回来了,继而是看着它沦为笑柄时的振奋。这一事件的情感力量同时来自恐惧与宽慰,而不是来自自由从来稳固的简单设想。它的结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所惧怕的噩梦几乎成真,也因为人群、应征士兵和政治领导人共同阻止了它。

这段叙述将政变的意象与革命性的抵抗行动并置,但其鲜明对照在于——镇压重来的严峻危险,与阴谋者寒酸且愈发可笑的表演形成反差。策划者手握紧急权力和坦克;抵抗者拥有一座议会大楼、一张叶利钦站在坦克上的照片、街垒,以及插在步枪枪管里的鲜花。他们的失败使七十年压迫的最后继承者看起来不再像历史的主宰,而像是已经逐渐失去对历史掌控的人物。然而,叙述仍保留着当时人们所经历的不确定性——政变本有可能成功,它的失败并非命中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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