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万

高万是维克多·雨果《九三年》中的三位主要人物之一。这部1874年的小说以旺代起义者与革命者之间的内战为背景。他是朗德纳克侯爵的侄子，也是西穆尔丹的养子，并已加入人民的事业。他的关键意义在于，他在革命阵营中表达了一种不同的主张——塑造共和国的应当是自由与公民教育，而非强制纪律。在与西穆尔丹的辩论中，政治冲突转化为一场争论——革命应当使何种人成为可能。

身份与历史背景

《九三年》取材于旺代内战这一法国历史上发生不久且具有强烈政治共鸣的事件。雨果围绕高万、朗德纳克侯爵和西穆尔丹展开了小说对恐怖统治的叙述。三人因亲缘关系和政治立场彼此相连，却身处对立阵营——朗德纳克是一位领导旺代起义的年长贵族；西穆尔丹体现了革命者的不妥协；朗德纳克的侄子高万则加入了人民的事业。因此，高万处在家族关系与政治承诺的交汇点，也处在革命目标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问题之间。

这段文字呈现了他与导师的直接冲突。西穆尔丹的固执使两人的交锋充满张力——高万并非只是在描述抽象理想，而是在回应一种他认为过于严酷的革命愿景。文中将他所表达的理想主义和共和主义与一种容易辨认的雨果本人立场联系起来。这种关联使高万的演说具有超出其情节角色的意义，同时并未抹去其作为学生与养父之间辩论的戏剧背景。

公民的共和国，而非士兵的共和国

高万通过一连串鲜明的对比，将自己理想中的共和国与西穆尔丹的构想区分开来。西穆尔丹想要强制性的兵营，高万则想要学校；前者设想人是士兵，高万设想人是公民。他以深思熟虑对抗可怕，以思想的共和国对抗刀剑的共和国。这些对比使教育成为他政治理想的核心——共和国不能仅凭军事胜利或服从而完全实现，而要通过培养能够思考并参与公民生活的人来实现。

他的句子在尚未说完“建立思想的共和国”这一说法时戛然而止，随后才继续将其完整说出。这一停顿使理想在戏剧性的一刻浮现出来。这段文字并未把思想的共和国描述为已经实现的政治制度，而是将其呈现为高万试图阐明、用以反对西穆尔丹那种更严酷的革命必要性观念的原则。他的措辞将争论从策略选择转变为一场关于共和国最终应服务于何种人类目标的分歧。

革命、暴力与良知

高万并不否认革命剧变具有毁灭性的力量。他把革命比作一场风暴——他认为，风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棵橡树倒下，可能同时意味着整片森林得到清理。在这一意象中，旧秩序被描绘成一种感染，而风暴则是将其席卷而去的力量。然而，他的辩护并非毫无保留。他承认风暴或许无法作出足够审慎的选择，并追问，当它肩负如此严酷的任务时，是否还能做得不同。这一保留意见既记录了革命变革的暴力，也体现了他试图理解其力量。

随后，他把论证的立足点从历史必然性转向个人责任。他说，无论发生什么，良知就是指南针。这一意象并未使风暴变得温和，也没有消除它造成的损害；相反，它为高万提供了一种尺度，使他得以在动荡中评判行动。他坚信良知仍能引路，这使他有别于那种仅凭革命严苛原则来决定必须采取何种行动的立场。

亲缘、冲突与叙事作用

高万与西穆尔丹之间的政治分歧，同时也是养子与导师之间亲密关系中的冲突。他们的纽带使理想之争置身于教导与权威关系之中——高万称西穆尔丹为老师，同时又抗拒他所代表的政治模式。因此，在与曾担任自己导师的人交谈时，他对学校和公民的呼吁格外有分量。

高万与朗德纳克侯爵的亲缘关系，则在小说对政治立场的安排中制造了第二重张力。尽管他的叔父领导旺代起义，高万仍加入了人民的事业；现有材料确立了这种对照，却没有说明他们冲突的发展过程或结局。在现存段落的结尾，高万又说，总有一个人必须被允许采取行动，但摘录并未指出此人是谁。这句话使争论停留在这样一个节点——他对良知的信心与另一项未明说的原则相遇。通过这些关系和未完成的宣言，高万成为一个人物，小说借他探究革命理想如何才能始终接受思想与道德判断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