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尚迪
项狄传沃尔特·尚迪是特里斯特拉姆的父亲,曾是一名退休的土耳其商人。他井然有序的习惯和不倦的思辨,使他既是家中主要权威,也是屡屡判断失误的喜剧性源头。他试图用各种体系——日程安排、契约、哲学和名字理论——来解释家庭生活;然而,小说一再将这些体系置于他无法掌控的打断和境况面前。他对推理深信不疑,同时也有急躁、悲伤,以及对儿子未来显著而温柔的关切。
身份与习惯
在退休并回到父系家产之前,沃尔特曾是一名土耳其商人。按照特里斯特拉姆的叙述,晚年的他无论经商还是消遣都极有规律,甚至已成了精确习惯的奴隶。一年之中,每个月第一个星期日的夜晚,他都会亲自给后楼梯上方的一座大钟上发条。这一仪式实际体现了他的性格——时间不只是他观察的对象,也是他试图通过反复行动加以安排的事物。
这座钟也成了一个象征,体现他精心维持的日常规矩与家庭谈话之间的不协调。当妻子问他是否忘了给钟上发条时,沃尔特正说着话;他一边克制自己的惊呼,一边恼于遭到打断。妻子问他刚才在说什么,他回答:“没什么。”这番对话戳破了他对自己思路连贯而重要的感觉——一个家庭问题就能让思路中断,最后留下的答案则是一片空无。
他对自己的智识形象颇为自负。特里斯特拉姆将他描绘成一个富有常识、好奇哲理、擅长政治与神学论辩的人。然而,这些学问并不能使他免于持有旁人或许觉得离奇的信念。叙述者特别提到沃尔特的基督教名字理论——他相信,好名字或坏名字会对人的性格与行为产生强烈、几乎无法抗拒的影响。沃尔特认为,选名字并非表面形式上的礼节,而是会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后果的事情。
家庭体系与分歧
沃尔特与伊丽莎白·莫利纽克斯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受正式契约约束。契约规定,他与列名其中的受托人同意婚姻相关条款,并考虑到他可能在妻子停止生育之前退休离开生意。法律用语让家庭安排显得精确而持久,这是沃尔特依赖体系管理变数的又一例证。契约的存在并没有让家庭生活变得可预测,反而确立了实际与家庭层面的框架,使他的计划和期待可以在其中接受检验。
他与伊丽莎白的分歧,常常围绕他坚持要区分的享乐与便利展开。当夫妻俩讨论是否让儿子穿上马裤时,沃尔特以正式的家庭议事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后来,他发了脾气,因为在他看来,妻子没有区分这两类考量。随后,叙述者以一句话结束这一章——那天是星期日夜晚,章节便不再多说。这个突兀的停顿映照出沃尔特自身努力的局限——他试图让家庭决定整齐地归入理性范畴,却未能如愿。
沃尔特处理其他家庭事务时,也显露出井然有序的作风。他会把实际问题变成一场辩论,为此寻求博学权威的意见;若权威没有给出他想要的答案,他便会感到沮丧。在与伊丽莎白讨论马裤之后,他查阅了阿尔贝图斯·鲁贝尼乌斯的著作,该书论述古代服饰。然而,沃尔特无法从这部博学之作中得到哪怕一句关于此事的有用话语。为解决家庭问题而求助学问,结果又成为一个承诺提供指引却不肯给出答案的体系。
父亲身份、名字与不幸
沃尔特的名字理论与他对特里斯特拉姆的期望密不可分。他相信名字会给人的性格和行为留下持久的倾向,但他坚持说,自己对孩子的期望并不宏大——他说,给孩子取名乔治或爱德华之类,他就心满意足了。因此,他关切的并不仅仅是名望。他设想名字可以塑造人生道路,也担心一次选择会不利于儿子的前程。
他对这一点的担忧,在与弟弟托比谈话时变得格外鲜明。沃尔特把人生描述为充满苦难与不幸;托比打断他说,自己生来除了军职便一无所有。沃尔特反驳说,他们的父亲留给托比每年一百二十英镑的收入,却又把这说成另一回事,转而谈起心灵如何承受人生的种种磨难。这番交谈显露出两人典型的对比——托比以个人经历的具体情形作答,沃尔特则试图把个别经验纳入对人类苦难的普遍论述之中。
命名问题加深了沃尔特的感觉,仿佛家中种种烦恼都集中落在孩子身上。他抱怨说,上天把最重的炮火都对准了男孩的前途,并称特里斯特拉姆是一个承受愤怒、衰弱、打断、差错和不满的孩子。这种措辞刻意铺张——不幸成了一场战役,孩子的前途成了目标,而沃尔特的家则成了一个挫折似乎总会引来另一个挫折的地方。他的名字理论为这种焦虑提供了智识框架,同时也放大了他的恐惧——看似微小的差错可能塑造整个命运。
到了受洗命名的时刻,关于名字的繁复问题变成了迫在眉睫的实际混乱。苏珊娜报告说,孩子正发病,牧师正带着他在更衣室等候取名;伊丽莎白派她来询问,是否应当用教父托比的名字给孩子命名。沃尔特要人拿他的马裤来,却被告知已经没有时间给他穿衣服了。这一幕让他对妥当安排的关切与眼前的家庭紧急状况并置,也让实际的忙乱打断了此前漫长的理论讨论。
哲学、脾气与谈话
沃尔特与托比的谈话,展现出沃尔特对普遍原则的热衷与弟弟简短而具体的回答之间的落差。当沃尔特思考心灵如何承受人生的重担时,他将其归因于隐藏的力量,并开始谈及神助;托比则不断打断他,把讨论拉回自己的军职、收入或眼前的话题。他们的交流并非简单地把思想者与非思想者对立起来——托比的直率不断以生活境况检验沃尔特的抽象论说,而沃尔特仍试图把这些境况纳入更宏大的论述。
沃尔特对时间的看法也呈现出类似模式。在一连串思绪飞快流转、话题从一处跳向另一处之后,他说这段时间仿佛有一个世纪那么长。叙述者解释说,沃尔特本可通过一篇论述持续时间及其简单模式的形而上学论文来解释这种感觉,追溯观念的接续与大脑的测量方式如何延长短暂时刻。笑料在于他脱口而出的感受与他原本就准备好的繁复解释之间的差异——即便一闪而过的感想,也会成为理论发挥的契机。
沃尔特的脾气使他自律的自我形象变得复杂。特里斯特拉姆说,他婚前就容易不耐烦;遇到令他恼火的事,他不会平静地忍受。叙述者还描写了一种特殊的烦恼,它能让沃尔特好几个晚上不得安宁,还促使他写下尖刻诗句,抨击惹恼他的眼睛。这些描述表明,他的愤怒既滑稽又令人困扰——这个试图安排日常生活的人,也可能被小小的挑衅扰乱,并以持续的文学创作作出回应。
他的偶尔绝望则更为严肃。事情不顺时,沃尔特会疑惑自己为何被生下来,甚至希望自己死去;特里斯特拉姆说,在受到更强烈的刺激时,他的话会近似苏格拉底的感想,表达对生命的轻蔑和对生命后果的漠然。叙述者把这种倾向与沃尔特在悲痛压迫时回到哲学思考的习惯联系起来。他的学识为痛苦提供了表达方式,却不一定能减轻痛苦。
学问、旅行与叙事功能
沃尔特对学问的兴趣既实际又富于思辨。一个冬夜,他花了三个痛苦的小时翻译斯劳肯贝吉乌斯的一部作品之后,用伊丽莎白的线纸标记读到之处,并对托比说,真理若被封锁在坚不可摧的堡垒里,不肯在猛烈围攻下屈服,实在可惜。这个军事比喻把学问转化为一场战役,也将沃尔特的智识劳作与他在别处用来描述逆境的进攻及坚持之语联系起来。
他的好奇心也伴随着旅行。在圣日耳曼修道院,沃尔特同意前去观看西基耶先生推荐的遗体。托比什么都愿意看;沃尔特则说明那些遗体是木乃伊,还开玩笑说,去看它们时最好还是让它们留着胡须。众人于是出发,由下士伸手搀扶托比并殿后。沃尔特的求知兴趣因此成为一次共同出游的一部分,既有弟弟乐于配合,也有同行者在实际行动上的陪伴。
沃尔特的分歧与思辨,为小说中的冒险和离题叙述增添了家庭生活这一对照面。他把给钟上发条变成规律性的象征,把孩子的衣着变成关于享乐与便利的辩论,又把一个名字变成命运理论。然而,每套体系都暴露出无法完全涵盖的事物——配偶的提问、无济于事的书、弟弟的打断、孩子的突发状况,或悲伤不可预测的力量。他既不只是自己想象中的理性权威,也不单是一堆古怪意见;他对特里斯特拉姆的关爱以及对男孩未来的担忧,为其推理的喜剧机制增添了情感分量。他在叙事中的重要性就在于这种张力——他试图解释并规范人生,而故事不断展现人生如何打断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