珀西·施塔姆维茨

珀西·施塔姆维茨是一位技术助理、野外采集员和鲸类学家，他的工作帮助塑造了伦敦自然史博物馆记录和展示鲸类的方式。博物馆派他在艰苦条件下调查并采集标本，他记录了南方海域鲸类数量众多的情形，也记下了出现在英国海岸的搁浅鲸类。他制作的石膏模型让搁浅的动物呈现在博物馆参观者眼前；他的工作经历也展现了人们如何从把鲸类当作标本采集，逐渐转向关注它们的存续。

野外工作与搁浅鲸类

1926年，一头十五英尺长的雌性小须鲸在马布尔索普附近搁浅。施塔姆维茨接到伦敦自然史博物馆的通知后赶来，试图将它送回海中，但未能成功。随后，他将这头动物作为标本收集。报纸报道称，它被捕获后存活了一天半，在运往博物馆的途中死亡。施塔姆维茨知道它被抬上卡车时仍然活着，但他认为，由于它当时失去意识，若试图杀死它而它又恢复意识，反而可能使它遭受更大的痛苦。他的决定记录了一次务实而道德上颇为艰难的经历——为科学研究保存动物的努力，与人们对这一过程中动物可能遭遇何种处置的疑问交织在一起。

博物馆的采集工作是在一套新兴的搁浅鲸类报告制度中开展的。1913年，王室授予伦敦自然史博物馆对英国王室对鲸与鲟鱼的所有权所涵盖尸体的优先处置权，承认它们兼具科学价值与商业价值。贸易委员会要求各地海难接收官以电报报告搁浅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博物馆馆长悉尼·哈默汇编了最早的一批记录。施塔姆维茨1926年的行动，正属于这种更广泛的机构实践——将零散的搁浅事件转化为记录、馆藏和研究机会。

他也曾前往远离英国海岸的地方。1913年，G. E.巴雷特-汉密尔顿前往南乔治亚岛调查鲸类种群，并评估许可证是否有助于实现可持续捕捞。施塔姆维茨随他同行。巴雷特-汉密尔顿抵达后不久便因心脏病发作去世，施塔姆维茨于是负责报告这一消息。在一封写于战争改变欧洲局势之前的信中，施塔姆维茨描述了南乔治亚岛周围成千上万头鲸类出没的景象，其中一些长达一百英尺。博物馆的一位策展人在提及它们体型的文字下画了线，并询问该机构能否获得一件标本。这段经历将两个目的并置——记录一个鲸类数量惊人的世界，同时也把这种丰盛视为潜在的博物馆藏品来源。

采集员、通信者与鲸类学家

施塔姆维茨的工作依赖一次次出行和通信。年轻时，他离开位于特纳姆格林的家，前往设得兰群岛，为亚历山大捕鲸公司工作。他的妻子忧心忡忡地写信给悉尼·哈默，询问丈夫身在何处，以及她是否应该继续缴纳他的保险费。这些信件记录了博物馆采集工作背后的家庭不确定性——野外工作意味着离家，而家人有时并不清楚他身在何处，也不知道他会离开多久。

施塔姆维茨从设得兰群岛报告说，长须鲸、塞鲸和小须鲸数量众多，他也希望能遇到座头鲸。他还收集了鲸类行为方面的信息，不过其中一些内容反映了当时知识的局限。一名公司经理对某个问题的回答，表达了当时的一种看法——抹香鲸是难以对付的动物，虎鲸不会攻击它们。这些报告展现了早期鲸类学知识基础的不均衡——直接观察和采集到的动物遗体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也流传着一些可靠性不确定的说法。

他寄回的标本包括鲸类的不同部位，从鳍到胎儿。在博物馆里，他用尸体制作模具，再据此制作复制模型，供公众观赏。保存在博物馆图书馆里的年度员工评估记录了他制作的大量模型——虎鲸和北极白鲸、领航鲸、康氏海豚和希氏矮海豚、白喙海豚和普通鼠海豚、塞鲸，以及一头年轻的抹香鲸。这些并非只是物种清单。每个模型都把一头在野外采集到的动物转化为经久耐用的物件，让博物馆参观者得以接触一头他们或许永远无缘亲眼见到活体的鲸类。

让鲸类现身

施塔姆维茨制作模型的技艺，源于回收大型动物所需的体力劳动。一次艰难的约克郡远征涉及一头六十英尺长的抹香鲸，他因此正式申请添置新靴子。博物馆承认他在布里德灵顿长时间工作、任务艰巨，批准了六天特别假。这些细节让人看到模型制作时的实际情形——成品背后是旅途、艰苦的回收工作，以及将搁浅动物的尸体转化为博物馆展品的过程。

他的模型制作显然十分用心，力求呈现动物的外貌；书中将这份手艺描写为对动物之美的亲密致意。然而，复制品也是博物馆物件——它把一头特定的动物转化为一种能够分类、展示并反复观看的形式。施塔姆维茨的复制品悬挂在博物馆蓝鲸模型旁，使他的作品成为更大型鲸目动物公众展示的一部分。在博物馆的其他地方，保存下来的动物遗体和贴有标签的标本被存放在受控的储藏室中，科学分类决定了它们如何保存、如何供人观察。这些展品与馆藏共同展现了博物馆如何让鲸类呈现在公众眼前，同时也保存了通过野外工作采集而来的动物的历史。

捕鲸、保护与遗产

施塔姆维茨工作的时代，采集活动与商业开发同步推进。二十世纪初，欧洲捕鲸业扩展至南极，鲸类也日益遭到工业化规模的捕杀。因此，他在战前报告的南方海域丰盛景象并非稳定不变的背景——那些种群很快便面临巨大压力。1918年，悉尼·哈默关于搁浅鲸目动物的记录中，包含了鲸类被用于生产制造弹药所需甘油的报告。博物馆记录鲸类的同一大致时期，鲸类产品也在满足工业和战时需求。

博物馆的科学家与采集员也帮助建立了知识基础，后来的保护工作得以据此开展。该机构首任馆长威廉·弗劳尔早在1885年就谴责捕鲸业的贪婪。在对这项工作的叙述中，南大洋研究为保护物种的尝试奠定了基础，而这些物种当时已濒临消失。对施塔姆维茨的贡献，并未被描述为某一场单独的保护运动；那是他在一个对捕鲸后果的认识不断变化的机构中，持续报告、采集并制作动物模型的劳动。

他的职业生涯由家人延续。他年幼的儿子斯图尔特后来也担任同一博物馆职务；见证他长大的策展人们熟悉他，而他在随英国皇家海军执行采集任务时，也因机械技能和品格受到称赞。施塔姆维茨父子先后在博物馆任职，与威廉·斯科斯比父子相似，映照出捕鲸业历经数代的兴起与衰落。在珀西的工作中，这一转变以格外具体的形式显现出来——这位将鲸类尸体和相关信息带回博物馆的采集员，也帮助制作了供人们研究和记忆这些动物的展现形式，使它们不再只是有用的原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