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皮卡尔与亨利少校
军官与间谍乔治·皮卡尔与亨利少校最初因军阶与现实需要而联系在一起——皮卡尔接管统计科,获任副手的亨利则拥有维持科室工作运转所需的经验。他们的工作安排以争夺敏感信息的控制权为特点。随后出现的表面平静并未消除皮卡尔对亨利忠诚度或判断力的疑虑;后来两人谈及埃斯特哈齐时,亨利透露自己早已知道埃斯特哈齐曾在统计科任职。在这部虚构化叙述中,他们的关系使指挥链本身成为紧张的焦点——皮卡尔拥有职权,但知识与机构记忆并非他独有。
任命与不对等的权威
亨利少校前往法国战争部接皮卡尔时,他即将成为新任科长的副手,这是对自己未能获得科长职位的一种安慰。皮卡尔用一种旧式军队模式来描述两人的角色——亨利是经验丰富、知道如何让整套机制运转的军人;皮卡尔则是理论上负责指挥的年轻受委任军官,亨利或许需要约束他的决定。这种安排使两人各自拥有对方所缺少的东西,却也使摩擦变得可以预见。皮卡尔拥有正式职权,亨利则有实务专长和对该单位的熟悉。
亨利的举止进一步凸显了这种不平衡。他称新任科长为“皮卡尔上校!”,语气中的强调在皮卡尔听来兼有尊敬、祝贺与嘲弄之意。亨利还拿夏日污浊的空气开玩笑,说皮卡尔若是在农场长大,应该早就习惯更糟的空气。皮卡尔起初并不介意,并且认为只要两人都不过分逼迫对方,就能够共事。然而,他从一开始便没有十足把握——两人的关系并非毫无芥蒂的信任,而是一种有赖于彼此克制的相互迁就。
情报工作的争执
奥古斯特特工提供的材料考验了这种迁就。皮卡尔得知一批材料两晚前已经送达,而且亨利曾在家中处理,便提出异议,认为如此敏感的材料应当直接送到办公室。他的顾虑关乎程序与行动安全——如果德国人得知统计科正在做什么,材料的处理方式就会暴露科室的工作。亨利向他保证,那批材料始终在自己的视线之内,但皮卡尔坚持认为,这并未触及问题的关键。
皮卡尔随即宣称对奥古斯特特工提供的材料拥有控制权。他下令将材料直接送给自己,表示会把材料锁在保险柜里,并保留决定追查哪些线索以及由谁负责的权力。亨利以皮卡尔对这项工作还不熟悉为由开始反驳时,皮卡尔打断了他,并援引单位的军事体制——亨利的职责就是服从命令。亨利立正回答:“是,长官。”这番交锋确定了谁拥有正式指挥权,也显示出这种指挥权必须以多么脆弱的方式加以确立。
皮卡尔把争执扩展到材料本身以外。他提出不让线人和其他身份可疑的访客在办公室逗留,实行通行证制度,只允许获授权人员进入,并改变统计科的工作安排。随后,他传阅备忘录,列出新规定,并请求贡斯将军准许统计科迁入法国战争部主楼内的办公室,或至少重新装修现有场所。这些举措体现了他更广泛的努力——以受控程序取代保密混乱的局面。对皮卡尔而言,接掌统计科意味着既要管理证据,也要管理处理证据的场所。
迁就、观察与猜疑
眼前的冲突并未演变为公开决裂。亨利带着最新一批材料回来时,把自己重新整理出的内容拿给皮卡尔看,并提出教他如何将各部分拼合起来。皮卡尔试着处理,却发现这项工作过于复杂、耗时太长,不适合他在管理统计科的同时承担。他解释说,自己希望先行查看材料,而细致的整理工作仍由亨利和劳特上尉负责。亨利接受了职责分工;皮卡尔说,此后几个月两人之间恢复了平静。
然而,这种平静被描述为表面状态,并不证明猜疑已经消失。皮卡尔看见亨利等人在走廊里低声交谈,也留意到他们一见他出现就迅速散开。另一次,他在格里伯兰的档案室外听见亨利抱怨,受不了皮卡尔总觉得自己比所有人都聪明。皮卡尔无法确定这话是否在说自己;他也承认,即便确实如此,科长也应当预料到别人会在背后批评自己。他的应对维持了工作关系,却也显露出他所知的局限——他观察到私下怨愤的迹象,却没有断言这些迹象意味着什么。
表面合作与忠诚未明之间的差异,也体现在皮卡尔偶尔尝试采用亨利的工作方法上。1895年秋冬期间,皮卡尔学会了奥古斯特特工示意送来材料的惯例——她会在苏尔库夫街的阳台上摆放一只特定的花盆,表示当晚九点她会在圣克洛蒂尔德圣殿。皮卡尔提出亲自去取材料时,亨利咽下反对意见,同意了。这一细节为两人的关系添上了实际的节奏——皮卡尔希望亲自了解这项工作,而亨利的反应则暗示他有所不情愿,却没有公开将其转化为争执。
埃斯特哈齐线索的揭示与记录的局限
皮卡尔汇报一位老友提供的埃斯特哈齐相关信息时,紧张关系显得更加意味深长——他曾提出可疑的问题,付钱旁听炮兵演习,抄录射击手册,而且经济状况十分窘迫。亨利查看埃斯特哈齐收件的蓝色短电报时提到,埃斯特哈齐在统计科任职时表现不错。皮卡尔对此十分惊讶;劳特上尉从未告诉他埃斯特哈齐曾在统计科任职。亨利解释说,那是在劳特上尉入职很久以前的事,而亨利自己当时也才刚被调到统计科。这番对话为皮卡尔的调查增添了一项新事实,也表明亨利凭借早年任职经历,掌握着统计科关于埃斯特哈齐的机构记忆。
根据此处呈现的证据,这一场景并不能证明亨利过去掌握的信息意味着他参与了埃斯特哈齐的行为。它的意义在于揭示两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皮卡尔是负责指挥调查的科长,亨利却掌握着皮卡尔和劳特上尉都不知道的相关往事。这个曾抵触他人越权指挥的下属,同时也是理解此案不可或缺的信息来源。这种依赖使两人原先作为指挥官与经验丰富的副手之间的分工变得复杂,却没有消除他们之间早已存在的猜疑。
作者注进一步限定了书中呈现的这段关系。该书自称是对真实事件的小说化重述,并称书中人物并非完全虚构;同时也承认,人物的私人细节经过戏剧化处理,而且乔治·皮卡尔从未写过小说所设想的那份秘密记录。因此,应将这些关系场景视为该书构建的叙事的一部分,而非两人每一次交往的纪实记录。在这一叙事中,亨利与皮卡尔这段令人不安的合作关系呈现了调查中的核心难题——指挥权可以通过正式方式授予,但证据的获取权与对机构的了解仍分散在不同的人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