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布卢瓦为皮卡尔辩护并协助揭露案情

乔治·皮卡尔与路易·勒布卢瓦在揭露德雷福斯案处理过程的努力中，因秘密沟通和公开辩护而联系在一起。勒布卢瓦充当中间人，传递皮卡尔交给参议员、公开支持德雷福斯无罪的谢雷尔-凯斯特纳的信息；后来，当军方调查转而针对皮卡尔时，勒布卢瓦出庭反驳一项同时牵涉两人的指控。他们的关联带来了实际代价——皮卡尔致总理亨利·布里松的公开信发出后，政府起诉了皮卡尔，也逮捕了勒布卢瓦。

秘密信息与政治行动

关于他们关系最清楚的记载，出现在有人询问皮卡尔是否曾向公开支持德雷福斯无罪的谢雷尔-凯斯特纳传递信息时。他承认自己曾间接传递，并确认他的律师路易·勒布卢瓦就是中间人。这段问答表明，他们的关系不只是私人友谊——勒布卢瓦是皮卡尔的所知得以传出军队、受到政治审视的传递渠道之一。皮卡尔明确承认了这一点，而间接传递的方式也反映出，他作为一名受军纪约束的军官所面临的限制。

这次信息披露属于一场更广泛的斗争，争论的焦点是谁有权界定此案，以及可以在哪里审查证据。后来，皮卡尔解释自己希望采取什么行动时表示，只要仍受军纪约束，他就不能撰写文章或出版书籍；他还主张，应将此案移出军事管辖范围，并作为一个完整事件呈现。这番话并不能证明勒布卢瓦参与了皮卡尔行动的每一步，却阐明了皮卡尔所承认的中间人角色为何重要——若要让信息传到控制该信息的机构以外的人群手中，就必须通过其他人传递。

证词与反证

当证人支持一项指控，称皮卡尔曾向一位朋友展示秘密档案时，他们的关系在法庭上显现出来。皮卡尔询问能否传唤勒布卢瓦，让他陈述情况。这段问答表明，勒布卢瓦当时人在斯特拉斯堡，但皮卡尔随即更正说法——勒布卢瓦前一晚很晚才带着父亲的遗体回来，此刻正在楼下等候。这一细节表明他正值丧亲之痛，却又被卷入诉讼，被迫公开应对有关他与皮卡尔关系的争议。

在被问及所称的会面和档案时，勒布卢瓦否认会面或档案曾经存在，所谓鸽子一事除外。他没有只作笼统否认，而是要求法庭查明所称事件发生的时间。亨利上校将时间定在1896年9月。勒布卢瓦具体反驳说，他父亲那年才首次病倒，而他自己称从8月到11月一直在斯特拉斯堡。他还补充说，签证要求他每天向德国当局报到，这为证实自己的行踪提供了途径。他以具体的个人行程，检验指控是否可信。

在公开调查中共同承担风险

法庭对证据的处理，使针对皮卡尔和勒布卢瓦的争议成为军事权威与其他权力之间更广泛冲突的一部分。夏尔·费迪南·瓦尔桑·埃斯特哈齐发言后，皮卡尔离开法庭，发现勒布卢瓦坐在门厅的一张长椅上，低头盯着地面。勒布卢瓦称这场审理是一次政变——他说，总参谋部获准提出辩方无法接触的证据，并以集体辞职相威胁，迫使民事法庭接受这些证据。他认为，针对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所用的手段，如今正被用来对付整个国家。皮卡尔表示赞同，并说这正是他希望返回证人席的原因。

这一幕赋予了他们的关系公开和政治层面的意义。勒布卢瓦不只是反驳一项牵涉皮卡尔的说法；他还将法庭程序解读为对民事权力以及国家获取证据能力的威胁。皮卡尔的回应表明，他认同这一判断，也支持再次发言的要求。因此，书中展现了两人不同却相辅相成的角色——勒布卢瓦阐明了审理程序所代表的意义，皮卡尔则寻求再次作证的机会。

起诉与相互扶持

这种关联也使两人都面临被起诉的风险。在费尔南·拉博里的帮助下，皮卡尔起草了一封致亨利·布里松的公开信，称自己可以在有管辖权的法庭上证明，两份标注为1894年的文件都不能用于指控德雷福斯，而标注为1896年的那份文件则有伪造迹象。这封信于星期一送达总理。星期二，政府依据皮约对皮卡尔的调查对皮卡尔提出刑事指控；星期三，皮卡尔接到传唤，前往巴黎司法宫阿尔贝·法布尔法官的办公室，那里已有侦探等候，皮卡尔和勒布卢瓦双双被捕。

皮卡尔对勒布卢瓦说的话，表达了他认为自己给被卷入此案的人带来危险的心情——他警告说，自己已经毁掉太多人的生活。勒布卢瓦没有责怪他，而是告诉他不必担心，并说从另一边观察司法制度会很有意思。这一反差耐人寻味。皮卡尔表达了自己对牵连他人的代价所负的责任；勒布卢瓦则把自身处境的改变视为审视他们所挑战的制度的机会。调查期间，皮卡尔被送往拉桑泰监狱，勒布卢瓦则获准保释。两人的即时法律处境虽不相同，但这次逮捕清楚表明了他们关系所带来的后果——将信息带出军事领域的传递渠道，已经成为惩罚这名军官及其中间人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