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派爱尔兰共和军
别无所言:北爱尔兰的谋杀与记忆官方派爱尔兰共和军是爱尔兰共和军于1969年分裂后留下的派别;脱离出去的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则围绕武装抵抗而形成。在贝尔法斯特,它被称为“贴纸派”;这个称呼标示出政治和组织上的分界,而这条分界很快演变成武装对立。分裂的根源在于围绕爱尔兰共和军未能保护天主教社区,以及共和派政治应当寻求妥协还是恢复武装斗争的争论。
起源与1969年分裂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爱尔兰共和军大体上处于蛰伏状态,而且明显缺少武器。1968年,它将剩余武器中的一部分卖给了威尔士自由军。1969年宗派冲突爆发时,该组织几乎无力阻止忠诚派把天主教家庭赶出家园。人们认为它未能保护社区,这损害了它的声望,也促使一些居民嘲讽地把其缩写改说成“我逃跑了”。
这一失败使贝尔法斯特要求建立更激进组织的呼声愈发强烈。1969年9月,爱尔兰共和军指挥官利亚姆·麦克米伦在塞浦路斯街的一间房里召集领导层开会。由比利·麦基带领的二十一名持械男子闯了进来。麦克米伦普遍被认为应为爱尔兰共和军在骚乱期间的失败负责;麦基当面质问他,并宣布自己和所属派别投票罢免他。这场冲突让一场争论显露出来——谁有权领导这场运动,以及它应当如何保护天主教民众。
到1970年初,脱离出去的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已经形成,并明确承诺进行武装抵抗;旧爱尔兰共和军则被称为官方派爱尔兰共和军。分裂并未形成彼此独立、和平共处的活动领域——两个派别相互交战,同时也都面对忠诚派暴徒、皇家阿尔斯特警察队和英国陆军。由此产生的争斗使这场分裂演变为共和主义内部持续不断的冲突,也成为更广泛暴力的一部分。
名称、标志与政治分歧
在贝尔法斯特街头,官方派爱尔兰共和军成员被称为“贴纸派”,以区别于临时派,即“普罗沃派”。书中通过成员佩戴复活节百合徽章的不同方式,描述了这些相互对立的称呼——据说,官方派成员用胶黏剂把纪念性百合徽章贴在衬衫上,而临时派成员则把纸制百合徽章别在衣服上。于是,一枚小徽章成了更大分歧的醒目标记,所涉问题包括身份认同、策略以及共和派承诺的意义。
意识形态上的区别也与政治参与有关。临时派的分裂反映出一种怀疑,即官方派已经变得过于政治化;而共和派长期以来的弃绝议会主义传统则认为,参与议会政治可能削弱革命承诺。这种张力并未决定这场运动的未来,而是成为关于如何结合政治活动与武装行动的持续争论的一部分。
对立与贝尔法斯特的生活
这一分裂直接影响了那些被怀疑属于任一组织的人。1972年3月,时年十七岁的罗伯特·麦康维尔因涉嫌属于官方派爱尔兰共和军而遭到未经审判的拘押。他父亲去世后,他的逮捕使他离开了家人;当时,他的母亲琼已深陷抑郁,越来越多地足不出家中的公寓。该叙述将他涉嫌参与组织视为拘押的理由,而不是他确属成员的证明。
这场对立也塑造了临时爱尔兰共和军贝尔法斯特领导层所面临的危险。D连指挥官布伦丹·休斯不仅是忠诚派准军事组织、警方和英国陆军的目标,也是“贴纸派”的目标。他的表兄查理曾先于他担任D连指挥官,后来被官方派成员开枪打死。之后,临时爱尔兰共和军情报官员乔·林斯基在家中遭枪击时,他和休斯的同伴乔·拉塞尔认为,袭击者可能是官方派成员;但这一判断始终只是怀疑,并非已证实的事实。
地方影响与遗产
官方派爱尔兰共和军在贝尔法斯特的存在并不局限于武装对抗。一些社区小酒馆由其成员经营,在许多传统酒吧已被焚毁或炸毁、离开自己所在的聚居区又可能令人感到不安全的城市里,这些场所成了当地居民聚集之处。其中两家是“燃烧的余烬”和“裂杯酒馆”。尽管布伦丹·休斯曾放火烧过“燃烧的余烬”,它仍得到了这个名字;“裂杯酒馆”则开在利森街一家旧货餐具店的原址,昏暗的灯光、腐朽的地板,以及圣母玛利亚和帕特里克·皮尔斯的画像,构成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官方派爱尔兰共和军聚会场所。
该书后部的索引记载了官方派爱尔兰共和军与临时派之间的战争,以及该组织与贝尔法斯特社区小酒馆的联系,凸显出它既是全国性政治决裂中的一个派别,也是社区日常生活地理的一部分。它的标志性意义就在于这双重角色——它既是旧爱尔兰共和军的残存派别,也是围绕共和派权威与策略展开的新一轮暴力争斗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