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成为贝尔法斯特口述史计划试图保护机密访谈、抵御传票的最后一级上诉法院。2013年春，该院拒绝审理埃德·莫洛尼和安东尼·麦金太尔的上诉。此项拒绝并未裁定受访者的叙述是否属实，也未裁定他们能否证明犯罪；它使一项可能导致档案披露的法律程序继续有效，并显示一旦法院下令准许查阅，该计划的保证几乎经不起考验。

上诉及其限度

莫洛尼和麦金太尔已将案件上诉至美国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但败诉；不过，在他们继续上诉期间，法院暂缓执行命令，禁止波士顿学院交出访谈材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拒绝审理上诉后，这项暂缓执行令随之终止。此处提供的记录没有说明最高法院的理由，不应把该院的行动误认为是对访谈中所记录历史主张的裁决。

这场争议源自一项旨在收集有关北爱尔兰冲突时期的坦率叙述，同时保护参与者免遭起诉和报复的计划。由于准军事活动仍属违法，披露身份可能使参与者被视为告密者，计划因此采用编码身份，并承诺在受访者去世前封存其证词。因此，这次上诉所涉的不只是能否查阅一组录音——当当局为刑事调查寻求证据时，它检验的是学术档案能否守住访谈赖以进行的保密承诺。

传票与编码档案

第二份传票要求提供与琼·麦康维尔遭绑架及谋杀有关的材料。为确定哪些访谈属于传票范围，威廉·扬法官要求麦金太尔指出谈及此案的参与者。麦金太尔拒绝照做，认为这样会越过学术研究与警方调查之间的界线。鲍勃·奥尼尔也拒绝协助，称自己没有读过这些访谈。

计划的编码系统增加了查找难度。波士顿学院以字母代码而非参与者姓名登记访谈；将代码与身份对应起来的文件则另行保存。因此，扬法官在圣诞节期间花了几天时间亲自阅读共和派访谈稿。他发现有六名参与者提及麦康维尔，尽管其中一人只是顺带提及，并授权公开与五名参与者有关的录音。检查访谈内容并找出符合传票要求的访谈，是法官作出的决定；这并非最高法院对证词可靠性或真实性的认定。

普赖斯的单独访谈

录音受到传票影响的参与者中包括多洛丝·普赖斯。莫洛尼和麦金太尔曾表示，普赖斯在与麦金太尔录制的约十五小时访谈中没有提及麦康维尔。就那些访谈而言，这一说法在技术层面准确，但并未涵盖整个档案——普赖斯还曾向莫洛尼作过一番详细的单独叙述；贝尔法斯特口述史计划安排的访谈结束后，莫洛尼又采访了她，并承诺在她去世前将材料封存。

这一点暴露了计划本身以及代表计划所作公开声明中的脆弱之处。单独录音的存在意味着，对一组访谈所作的绝对化陈述，可能掩盖档案其他部分保存的相关材料。最高法院的拒绝使传票程序继续推进，但现有证据并未显示该院评估过普赖斯的叙述，或裁定这些叙述对麦康维尔失踪案证明了什么。

保密、证据与后续影响

计划的书面保障从未像参与者所受到的暗示那样坚实。2001年莫洛尼准备合同时，曾建议由波士顿学院的律师审阅条款。奥尼尔回复说他会向律师咨询，但最终没有律师审阅协议，合同也没有警告法院命令可能凌驾于保密承诺之上。调查人员寻求录音后，这一疏漏便显得至关重要——保密承诺是招募受访者的关键，但签署的文件并未保护档案免遭强制披露。

后来涉及艾弗·贝尔的诉讼程序显示了录音的另一重局限。贝尔的律师辩称，波士顿学院的录音带有主观性、并不可靠，不应在刑事案件中采纳；检方则辩称，以代号“Z”指称的发言者在麦康维尔谋杀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波士顿学院遗失了将“Z”与真实姓名对应起来的文件，检方因此缺少这项书面身份确认。这些争论属于贝尔案，而非最高法院的上诉案。不过，合在一起看，它们揭示了档案地位的两面性——它可能包含影响重大的历史证词，同时又容易受到传票强制，作为证据受到质疑，并因自身保管记录与身份识别记录的缺失而受到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