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一世出生与受洗

1533年9月，伊丽莎白一世的出生与洗礼标志着玛格丽特·波尔对继承危机的记述出现转折——女儿的出生一度似乎为阿拉贡的凯瑟琳和玛丽公主带来了重返权力中心的机会，但洗礼却清楚表明，亨利八世不会改变方针。玛格丽特在博利厄听闻安妮·博林没有生下儿子，起初对此感到宽慰。但这个希望很快被一个更重大的事实取代——王室仪式照常举行，孩子在新秩序中的地位也得到公开确认。

背景与利害关系

孩子出生之际，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是否合法仍有争议。凯瑟琳坚称，她先前与亚瑟王子的婚姻并未圆房；亨利试图与凯瑟琳分开，则取决于这个问题。数年前，玛格丽特·波尔就已卷入这场冲突——玛格丽特·博福特要求她为这对年轻夫妇所作的安排作证，而玛格丽特·波尔后来回忆说，自己曾遵从这些指示。她拒绝声称凯瑟琳与亚瑟王子的婚姻已经圆房，这招致了玛格丽特·博福特的愤怒，也使两人之间留下了长久的裂痕。

到1533年，问题已不再局限于婚姻地位。教宗裁定亨利与凯瑟琳的婚姻合法，并要求亨利与妻子共同生活。因此，玛格丽特将女儿的出生视为国王回到凯瑟琳身边、承认玛丽公主为继承人的机会。在她看来，若生下儿子，亨利关于新婚姻得到上天认可的主张便会更有力；而女儿的出生使这一主张及其原本意在确保的继承安排都悬而未决。

出生与最初的期望

玛格丽特记述，这次分娩发生在1533年9月的博利厄。孩子是个女孩，取名伊丽莎白。玛格丽特认为，这对安妮·博林的家族而言是一次逆转；在她周围的人看来，这也表明上帝已不再眷顾国王。她以为亨利会让凯瑟琳重返宫廷，并确认玛丽公主的地位，因为他没有合法儿子可以取代她。在玛格丽特看来，这次出生仿佛使命运之轮转向这对遭到排挤的母女。

然而，这一预期并未实现。亨利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与凯瑟琳和解。安妮·博林仍留在宫廷，人们也着手安排为伊丽莎白举行洗礼。玛格丽特原本确信，教宗的裁决以及没有男婴出生会迫使政局逆转；她后来则意识到，事态并未朝她认为公正的结果发展。婴儿的性别改变了玛格丽特想象中的继承前景，却没有改变国王的行事方式。

洗礼及参与者

洗礼使这次出生具有了公开的制度意义。约翰·赫西勋爵参加仪式后返回博利厄。安妮·赫西解释说，他是奉命手持华盖，并坚称他的参与并不意味着他对玛丽公主的感情有所改变。玛格丽特补充说，她表亲的妻子格特鲁德·考特尼担任教母，尽管她一心忠于凯瑟琳。在玛格丽特的记述中，这场仪式表明，忠于遭废黜王后的臣民仍必须在新宫廷秩序中履行分派给他们的职责。

这场洗礼也成了宫廷仪式与政治不安交汇之处。安妮·赫西报告说，约翰·赫西勋爵会见了一位北方贵族；如果亨利不服从教宗，北方或许会起兵维护凯瑟琳。她没有说出这位贵族的姓名，并询问他是否应该来见玛格丽特。这项报告并不能证明后来确实发生了起兵；它所显示的是，伊丽莎白获得公开承认的洗礼仪式，很快便与人们可能抵抗国王宗教和王朝选择的忧虑并置。

后续发展与意义

这次出生并未使凯瑟琳或玛丽公主恢复原位；尽管玛格丽特原以为教宗的裁决会得到遵行，伊丽莎白的洗礼仍照常举行。仪式结束后，托马斯·克伦威尔奉国王之命指示约翰·赫西勋爵，清点公主的珠宝。这项要求将孩子的财物置于王室行政审查之下；记述报告的是下令清点，并未说明这些珠宝后来如何处置。

其后的政治变化加深了这一事件的意义，但不能说这些变化全都由这次出生单独造成。玛格丽特后来得知，教会已向亨利屈服；亨利将在英格兰统治教会，不再理会教宗。托马斯·莫尔辞去大法官职务。1534年春，托马斯·克伦威尔在威斯敏斯特宫向贵族施行继承宣誓。玛格丽特结合教宗的裁决来理解这项宣誓——亨利的政府要求贵族确认国王所宣布的婚姻与继承安排。因此，这场洗礼处于局势逆转的期望落空与王室秩序进一步巩固之间。伊丽莎白的出生没有带来男性继承人，但她仍继续得到公开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