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营救玛丽脱离英格兰

秘密将玛丽送离王室与教会冲突引发全国危机的英格兰的计划最终未能实施，这是玛格丽特·波尔在凯瑟琳王后去世、玛丽公主因此在政治上暴露于危险之后，试图保护她的举措。玛格丽特与儿子玛格丽特之子蒙塔古和杰弗里·波尔准备从亨斯登秘密接走玛丽，包括挑选卫队、规划绕开伦敦的路线，以及安排一艘船在泰晤士河附近等候。行动最终没有进行——杰弗里发现安妮·博林向玛丽表达了友善之意，并为她争取到更宽厚的待遇。这一转折使这段经历成为危险与缓解之间短暂的一线生机——营救计划尚未付诸实施，便已变得不再必要。

起因与迫在眉睫的危险

玛格丽特的决定源于阿拉贡的凯瑟琳去世；她认为凯瑟琳既是玛丽的保护者，也是国王行事方式的见证人。玛格丽特之子蒙塔古认同她的看法，认为亨利八世不会在玛丽母亲在世时对玛丽采取行动——若要对女儿下手，他就得先判处王后剥夺公权。凯瑟琳去世后，依玛格丽特之子蒙塔古的判断，玛丽成了王室与教会冲突引发全国危机的英格兰唯一拒绝宣誓效忠国王誓言的人。她的拒绝使她的安危成为迫切的问题，而不再只是遥远的政治隐忧。

玛格丽特的回应果断而直接。她告诉玛格丽特之子蒙塔古，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玛丽的性命正受到威胁。这里呈现的不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也不是一场讨论是否应当介入的辩论；玛格丽特决意承担风险，并直接交代儿子任务。迫切性源于凯瑟琳去世后局势改变、玛丽陷于孤立，而非任何有关逮捕已发生或袭击已然开始的报告。

逃亡安排

玛格丽特留在伦敦，玛格丽特之子蒙塔古和杰弗里则着手准备。他们精心挑选卫队，骑马前往亨斯登接走公主；规划一条绕过伦敦的路线；并雇用一艘船在泰晤士河畔某个小村庄附近等候，例如格雷斯。这些细节显示，他们打算悄然将玛丽从受限制居住之处转移到水路出口。这是一项协调周密的计划，提前安排了护送人员、陆路路线和交通工具，并非一时兴起的带人离开之举。

密谋者决定不告知西班牙大使。玛格丽特明白，大使对玛丽的关爱以及对凯瑟琳的哀痛，并不能让他成为危险秘密的可靠参与者。她认为他胆怯，并担心若托马斯·克伦威尔逮捕他，他很快就会泄露计划。将他排除在外，显示出营救者信任的限度——即使潜在盟友与玛丽关系密切，他们仍认为他太容易受到胁迫，不宜让他参与密谋。

杰弗里在亨斯登设法寻找更隐秘的突破口。他耐心等待并贿赂当地的人之后，将一名负责在寝室生火的男孩招入自己麾下。男孩在宅邸中的位置可能有助于获取情报或接触宅邸内部，不过记述并未具体说明要他提供何种协助。杰弗里回家时显然如释重负。他的进展已使他接近公主、得以见到她，但他带回的消息改变了这趟行动的目的。

安妮·博林的介入

杰弗里报告说，玛丽眼下安然无恙，几乎不可能把她带走。出乎意料的是，玛丽收到了安妮·博林的信，对方在信中敦促她们建立友好关系，并表示若玛丽悲伤时可以向她倾诉。杰弗里还见到了玛丽——奉安妮之命，她获准在花园散步、接待访客，也获准接收由西班牙大使送来的信件。这些让步直接改变了原先令玛格丽特认为必须实施接人计划的处境。

这一变化格外显著，因为原定的营救行动以玛丽遭到孤立为前提，而安妮的介入则在不将玛丽带离王室与教会冲突引发全国危机的英格兰的情况下，为她带来了交往机会和更大的自由。这并未消除围绕玛丽拒绝宣誓效忠国王誓言而生的政治冲突，这段经历也不能证明所有危险都已过去。相反，它让玛格丽特和儿子们有理由暂缓行动——眼前的局势已经改变，精心安排的逃亡不再是应对玛丽处境脆弱的唯一办法。

政治逆转及其意义

杰弗里为安妮的新做法提出了一种政治解释。他推想，凯瑟琳在世时，亨利别无选择，只能留在安妮身边，因此被迫继续摧毁教会。如今国王丧偶，与皇帝的争端已经结束，也不再面临入侵威胁。杰弗里认为，亨利不再需要与圣父争执，若他愿意，也可以合法迎娶安妮。在这种局势变化下，他看不出国王有何理由不能与玛丽和解，因为安妮所生的儿子会排在她之前继承王位。

这番解释是杰弗里对局势变化的判断，并不能证明国王已经与玛丽和解。其重要之处在于考量发生了变化——如果亨利的婚姻和继承安排可以妥善解决，并让玛丽排在未来的儿子之后，那么她眼下所处的危险或许就没有那么迫切。因此，这段经历展现了两种相互竞争的保护方式。玛格丽特采取的是秘密而务实的办法，包括行贿、安排卫队、路线和船只；安妮则通过信件以及允许玛丽接待访客，正式放宽对她的限制。营救计划未能进入最后阶段，并非逃亡尝试失败，而是因为逃亡尚未实施，局势便已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