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金汉公爵叛国案清洗

白金汉公爵叛国案清洗始于白金汉公爵爱德华·斯塔福德在会见加尔都西会成员后被捕，并被关押在关押政治犯的伦敦塔。明面上的指控是叛国，但据称指控依据是一则预言——人们会拥戴这位公爵为王，英国议会也会把王冠授予他，就像当年英国议会曾把王冠授予亨利七世一样。此案随后从公爵扩展至他的亲属与同伴，而玛格丽特·波尔认为，这场审讯是托马斯·沃尔西与公爵之间政治竞争的产物。最终，公爵遭到处决；尽管他与亨利八世有亲缘关系，过去也曾与国王亲近，因此他的亲友原本一直期待国王会赦免他，但赦免并未到来。

背景——证词与王朝真相

早在白金汉危机发生之前，玛格丽特就已卷入一场关于王室婚姻能说些什么的争论。在围绕亚瑟王子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争议中，玛格丽特·博福特要求确认，亚瑟每周都曾按她的吩咐被带到凯瑟琳的房间。玛格丽特承认这一安排确实执行过，但这并不能解决两人的婚姻是否圆房的问题。玛格丽特·博福特指责她支持凯瑟琳的说法，并施压要求她确认这桩婚姻已经圆房。这一事件凸显出玛格丽特在宫廷生活中反复面临的危险——她对所见之事的陈述可能被用来支持更大的王朝主张，而沉默或有所保留也可能被视为不忠。

早先的争论并不能证明白金汉公爵被捕的原因。不过，它将之后的危机置于一个私人事件的证词与政治合法性主张密不可分的世界之中。在白金汉案中，关键指控同样建立在归于宗教人士之口的话语之上——一则关于谁可能戴上王冠的预言。这场清洗追问的不只是说了什么，也在追问谁有权把言辞转化为叛国证据。

逮捕与预言指控

玛格丽特听说公爵被捕并关押在关押政治犯的伦敦塔。她询问缘由，得到的回答是叛国；她继续追问后，指控才被明确为预言。公爵曾会见加尔都西会成员；这个修会曾在谢恩修道院收容并教育玛格丽特的儿子雷金纳德。玛格丽特不接受会见他们本身就是过错的暗示——她也在他们的礼拜堂做礼拜，并认为他们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宗教团体。

指控涉及一则据说保存在谢恩修道院图书馆的预言。预言称，人们会拥戴白金汉公爵为王，英国议会也会把王冠授予他；这一情形被拿来与亨利七世崛起的经历相比较。叙述将这则预言呈现为一项传闻中的说法，而非白金汉公爵曾策划夺取王位的证据。然而，预言所描述的可能性在政治上十分危险——即使传闻中的话语本身并不能证明存在阴谋，关于民众与英国议会承认某人的预言也可能被当作针对在世公爵的证据。

沃尔西、证据与不断扩大的调查

调查还揭示了宗教保密义务方面的冲突。玛格丽特得知，枢机主教提出了一项新的裁定，规定神父对国王的义务优先于对教会的誓言。她认为，这项改变意味着告解所受的保护已无法阻止相关信息被用来对付政治目标。在她的叙述中，这项规则的改变并非抽象的法律问题——它为搜集针对白金汉公爵的证据提供了便利。

玛格丽特认为，沃尔西的所作所为是他长期打压一位争夺国王宠爱与关注的对手的行动之一，也是报复。这是她对枢机主教意图的解释；叙述中的事件表明沃尔西正在搜集证据，却无法独立证明玛格丽特归于他的每一项动机。这一区分凸显了本段的核心矛盾——宗教义务与证据规则被呈现为易受王权及大臣权力左右，而叙述者则透过宫廷中的私人竞争来理解这些规则的改变。

调查很快便超出白金汉公爵本人。玛格丽特获告知，调查者怀疑存在阴谋或派系，并正在讯问公爵的家人、朋友与同伴。被点名者包括乌苏拉的丈夫和玛格丽特的儿子蒙塔古。玛格丽特坚持认为蒙塔古无罪，并询问她的儿子亚瑟是否也被点名；当时他还没有。这个答复只是暂时划定了危险的范围，并非令人安心的保证。调查一旦扩大到亲属与姻亲，整个家族就已成为被怀疑的对象。

处决与赦免期望落空

玛格丽特对归来与团聚的希望，与事态的结局形成对照——亨利八世以叛国罪处决了白金汉公爵。诺福克公爵托马斯·霍华德宣读死刑判决时流下了眼泪。直到最后一刻，公爵身边的人仍期待他能获赦，因为他是国王的亲族、国王的长期伴侣，也是王国最显赫的公爵之一，更是国王最重要的朝臣与支持者之一。亨利并未赦免他。这场处决表明，当国王采信针对臣民的指控时，亲缘关系与过往效劳都无法确保其得到宽恕。

玛格丽特没有为白金汉公爵辩护；事后，她思索自己的沉默是否使她有罪。她将此事与自己察觉到的亨利变化联系起来——亨利年满三十岁时，她觉得他的态度与内心都变得更加冷硬。她猜想，都铎王朝的诅咒所指的不只是缺少继承人，也可能是笼罩国王的黑暗。这是玛格丽特的解读，而非对亨利动机的另一种定论。她将过去那个似乎热情的黄金王子，与如今派亲族兼旧日支持者赴死的统治者作对比。她推测，白金汉公爵的傲慢与自信触动了国王隐秘的恐惧，并造成致命后果。

权威格局

玛格丽特叙述中的后续事件展现了同一场更大的权威来源之争，不过它们并未被说成是白金汉公爵案清洗的直接后果。教会向亨利八世屈服时，蒙塔古告诉母亲和玛丽公主，国王将亲自统治教会，而在英格兰，教宗将不再受到理会。托马斯·莫尔辞去大法官职务，并交还官印。玛格丽特与她的儿子无法反驳玛丽的理解——国王正在把教会及其财富、法律与法庭据为己有。

1534年春，玛格丽特与贵族们一同被召至威斯敏斯特宫的枢密院，由托马斯·克伦威尔主持宣读继承誓言。她记得教宗曾公开裁定，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有效；国王却宣称事实相反，并把自己的声明视为最终裁定。托马斯·莫尔拒绝按原文签署誓言，尽管他愿意签署修订后的版本；亨利则违背了不让这位朋友面对这一考验的承诺。与白金汉公爵案并置来看，这些后来的冲突进一步凸显了这场清洗的意义——在玛格丽特的叙述中，此案是一个早期例证，显示政治权力如何伸入宗教规则、公开证词以及要求臣民效忠的条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