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救玛丽并送她逃往佛兰德斯的密谋

营救玛丽公主并将她送往佛兰德斯，是一项秘密行动，意在她对亨利八世抗命被转化为死罪之前，将她带离愈发敌视她的宫廷。玛格丽特·波尔及其盟友安排了交通工具、联络人和消息来源，但宫廷与王室家内的一系列逮捕切断了实施逃离计划的途径。计划的结局并非玛丽离开，而是组织者被迫等待，眼看她身边的危险不断加剧。

背景与紧迫性

当时最直接的忧虑是，亨利八世对待玛丽公主的态度日益带有威胁性。简·西摩为玛丽说情，托马斯·克伦威尔则建议让她进宫；然而，据说亨利曾高声宣称应以叛国罪审判她，并指责简·西摩替她说情。对玛格丽特和玛格丽特之子蒙塔古而言，国王的敌意意味着玛丽继续留在他的王国内十分危险。他们担心，她的存在会使亨利想起她的母亲以及他已否认的婚姻，而她拒绝屈服又加剧了冲突。

威胁似乎并不只针对公主。玛格丽特得知亨利竟可能指控自己深爱的侄女犯有叛国罪，并将她囚禁在关押政治犯的伦敦塔、判处死刑，因此深受震动。玛格丽特推想，如果国王能如此对待自己的侄女，那么他的女儿同样处境危险——尤其是当他视玛丽为私生女，并派人威胁她时。因此，营救计划源自一项政治判断——一旦国王决定把某种行为定为叛国，王室亲属关系便无法提供可靠保护。

逃离准备

各项准备务实而分散，由可信赖的人分别承担。杰弗里·波尔骑马前往河畔村庄格雷斯，确认一名船夫已准备好随时启程。船夫仍忠于玛丽公主，使计划有了水路离开的可能。此项安排依靠保密和随时待命，而不是公开显露的行程。

另一条支援路线经由加来。亚瑟·普兰塔吉奈特，利斯尔子爵写信给玛格丽特，表示可以接收她准备寄出的货物。只要向他在伦敦的管家传个消息，便可通知他货物何时送达。这封信确立了海峡另一侧的接收地点，而拟寄送的货物则为联络和交付提供了隐蔽的安排。现有记载描述了这些准备，但没有说玛丽本人抵达了加来，也没有说货物已送达。

玛格丽特之子蒙塔古带了六匹健壮的乘骑马匹到宫廷，解释说自己正在为狩猎季训练它们。这些马匹提供了另一项实用资源，却没有公开暴露其用途。与此同时，亨利·考特尼从亨斯登的一名马厩少年那里打听消息；玛丽当时被安置在那里。他得知，为了健康起见，她如今获准每天早晨在花园散步。这条消息使密谋者更清楚地了解她的处境，但也显示他们掌握的情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付钱收买王室家内人员，以取得消息。

逮捕与败露

当当局开始对与玛丽有关联的人采取行动时，这张脆弱的联络网便开始瓦解。玛格丽特最先听说，国王信任的王室马厩总管安东尼·布朗爵士和弗朗西斯·布莱恩爵士因叛国罪遭到逮捕。两人的被捕震惊了宫廷，因为他们都被视为亨利的坚定亲信。这项指控暴露了宫廷恩宠的脆弱——为国王效力、与他亲近，并不能阻止一个人突然遭到指控。

托马斯·霍华德告诉玛格丽特，那两人曾与玛丽公主合谋，计划将她从亨斯登带走并乘船送往佛兰德斯。他说要处死他们，并威胁玛丽也将遭受同样惩罚。营救行动就此被指为叛国阴谋，而计划原本要避免的危险也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玛格丽特没有把这番话告诉王后的侍女，即使面对亲近之人，也有所保留。

调查范围扩大到布朗和布莱恩之外。托马斯·切尼和约翰·拉塞尔因涉嫌鼓励玛丽违抗父亲而被带去讯问。尼古拉斯·卡鲁也遭到逮捕。曾在玛格丽特家中服侍玛丽、与她交好的安妮·赫西因密谋罪被捕，并被押往关押政治犯的伦敦塔。亨利·考特尼因涉嫌为公主谋划而被逐出枢密院，威廉·菲茨威廉也遭同样处置，不过玛格丽特之子蒙塔古后来澄清，考特尼并未被捕。逮捕、讯问和免职之间的区别固然重要，但每一项行动都缩小了能够提供帮助的人数。

计划受阻

玛格丽特之子蒙塔古向玛格丽特回报时，离开亨斯登的实际路线已遭封堵。亨利·考特尼的手下从马厩消失，切断了与王室家内的一条联络线。那个能够接近玛丽房门的人已无法再提供帮助；卡鲁雇用的女仆也联系不上，因为卡鲁已遭逮捕，去向不明。失去这些联络人后，已无人能够为玛丽打开离开的通道。蒙塔古得出结论，他们只得等待。

这场营救以搁置告终，而非成功脱逃——记载证实了各项准备、逮捕行动以及联络渠道的丧失，却没有证明玛丽获救或启程前往佛兰德斯。这一事件显示，一项通过不同渠道筹划的计划——格雷斯的船夫、经由加来的书信、宫廷里的马匹，以及来自亨斯登的消息——可能因关键联络人被除去而功亏一篑。它也使这场密谋成为衡量玛丽周边政治氛围的标尺——即使只是计划前往安全之地，也可能被视为叛国，而与她有所牵连便会使朋友和仆人身陷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