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金斯·米考伯在希普手下仍受财务窘迫

威尔金斯·米考伯的财务困窘一再决定着他和家人生活、工作以及依赖他人的方式。他的处境从债权人的催逼与家庭拮据，发展到因债入狱、正式获释，继而在乌赖亚·希普手下重新陷入经济依赖；在这一过程中，米考伯的雄辩与乐观始终伴随着他无法可靠偿付的债务。

债务与家庭生计

米考伯的债权人不断催他还款，而他手头几乎没有可用的钱，甚至一无所有。米考伯夫人解释说，债权人眼下从他那里拿不到钱；家中的境况也让这种匮乏变得具体可见——她说食品储藏室几乎空了，门口虽挂着一块铜牌，宣称这里办有寄宿学校，大卫却从未见过有学生来上课。相比之下，债权人却一再登门。拟议中的生意收入不足以偿付全家的债务。

大卫亲眼目睹了这家人的困境，而他自己挣的钱也很少。在默德斯通与格林比仓库做工时，他一周只有六七先令，还得自己支付伙食费。米考伯夫人提到家里缺少食物时，大卫提出把自己剩下的两三先令借给她。她没有收下他的钱，而是请他替她卖掉家里的书和其他财物。这一番交涉既显示出他们的急迫困境，也表明身为孩子的大卫所能提供的帮助有限。

这一家人与债权人的交涉，既有正式的催款，也有个人间的申诉。一名靴匠上门索要欠款，后来在法庭上解释说，他对米考伯本人并无怨恨，只是想拿回欠他的钱。敌意与合理索偿之间的区别，并未减轻这一家人所承受的压力——债务依然到期，债权人的追索左右着家庭的日常生活。

被捕与获释

米考伯的债务最终发展成危机，他被捕并押送到博罗区的国王座法院监狱。大卫在他被捕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前往探望。在监狱里，米考伯劝大卫量入为出，并把收支平衡与入不敷出之间的差别，说成安稳与困苦的分界线。眼前的处境使这番忠告更显实际——米考伯刚因未能履行自己的债务而入狱。

监狱并没有消除这一家人的财务困难，但米考伯的请愿最终获得审理，法院下令依照《债务人无力偿债法》释放他。债权人并非一概怀有恶意；就连那名靴匠也承认，他要的是还款而非报复。听审结束后，米考伯又回到监狱，办完实际获释前所需的费用缴纳和手续。因此，他的案件获得了法律救济，却不能证明原有债务已经偿还，也不能说明这一家人已经有了稳定收入。

危机反复与对信贷的依赖

米考伯出狱、恢复自由生活后，财务困境再度出现。在一个尤其绝望的时刻，他给大卫写信，用正式而法律化的措辞描述自己的处境，并把自己写成遭环境压垮的人。这封信使财务崩溃成为他一贯表演风格的一部分——即使身处危机，他仍以繁复的修辞表达困境，而实际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后来，米考伯同意担任乌赖亚·希普的机密书记。这份工作提供了摆脱债务的一种可能，但其条件使米考伯必须依赖希普对他所提供服务价值的判断。他坦言，这份工作与缓解自己的财务困难有关，同时也承认薪酬并未定在较高水平，他的希望寄托于自己的工作究竟值多少钱。因此，他的决定既是一次试图恢复经济状况的努力，也使他处于脆弱的经济地位。

搬到坎特伯雷并租住希普以前的房子后，米考伯告诉大卫，雇主在工资正式到期前，已经答应了他预支款项的请求。他称希普的做法很讲信用，但需要提前借钱，说明这份工作尚未使他摆脱财务困窘。这种安排让他眼下能够拿到钱，却仍使全家依赖未来的收入以及希普是否愿意预支。

债务义务、声誉与反复复原的模式

米考伯的财务生活也通过他对朋友所负的义务来衡量。在离开伦敦、开始新事业之前，他承认托马斯·特拉德尔斯曾两次为帮他周转而在汇票上签名。米考伯算出总额为四十一英镑、十先令和十一便士半，随后给特拉德尔斯写下一张同额借据。这份文件并不能证明债务已经偿还；相反，米考伯把承认这笔债务视作恢复自己道德声誉的举动。他对欠特拉德尔斯的债务十分在意，这与他其他财务状况依旧不确定形成对照。

他前往坎特伯雷，被说成是新生活的开端；他的言辞则坚称，债务的阴云已经散去。然而，后来他又需要向希普请求预支款项，这使他的信心显得有所保留。在这些事件中，米考伯的财务困窘并没有沿着从负债到偿付的简单路径发展——被捕之后获得释放，工作带来改善的希望，新的信贷则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但每一个看似转机的时刻都留下了尚未履行的债务。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形将个人信贷与道德信任联系起来，同时也显示，持续依赖他人会使满怀希望的复原依旧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