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失去姨妈财产后的贫困

大卫·科波菲尔的贫困既是物质上的危机，也反复体现出金钱能提供的保护何其有限。童年时，他在默德斯通与格林比仓库做工，同时不得不养活自己；年轻时，贝西·特罗特伍德的财务状况发生逆转，他面临自食其力的前景，并告诉朵拉·斯彭洛自己很穷。后来的危机使人想起童年时的匮乏，却并非简单重演；那段匮乏最初让他明白，得不到可靠支持意味着什么。

早年的匮乏与童工劳动

大卫被送去工作之前，爱德华·默德斯通和简·默德斯通已经改变了他在家中的学习生活。曾经意味着耐心教导和母亲鼓励的功课，变成了漫长、艰难而令人困惑的日常苦差事，并在默德斯通夫妇的“坚定”教条下进行。名义上仍由他的母亲负责，但他们的影响主导着教学。与母亲相伴学习和忍受这种强加的日常安排之间的对照，标志着他早早失去关爱，也显示了生活境况的变化。

大卫十岁时被送到默德斯通与格林比仓库。回顾往事的叙述者强调，他是个能干、善于观察、感情细腻的孩子，却没有人出面帮助他。仓库位于布莱克弗赖尔斯，设在一栋沿河而建、逐渐破败的建筑里，潮水退去时，水边就变成泥滩。大卫的工作是处理商号酒类生意中使用的瓶子——检查并清洗空瓶，在装满的瓶子上贴标签，塞上软木塞、封口，再将成品装箱。这些寻常工作环节具体展现了剥削——一个孩子的日子被耗在遭人忽视的工作场所里，反复从事单调劳动。

在伦敦谋生

大卫与米考伯一家共同生活，获得了陪伴，却没有经济保障。他自己付早餐钱，留一小块面包和奶酪当晚餐，还必须靠六七先令支撑一整周，同时整天工作。他回忆说，从星期一早晨到星期六夜晚，没有人给过他建议、鼓励、帮助或支持。钱数微薄，而他又只能独自设法安排开支，这表明贫困并非抽象的境况，而是一个孩子每天都要面对的盘算。

米考伯一家的生活又让大卫看到债务带来的另一番处境。米考伯夫人说，债主不断向她丈夫施压，一家人无力偿还。她承诺开办的女子寄宿学校没有招到学生；大卫看到的来客却是债主。家里几乎没有食物时，大卫把自己攒下的两三先令拿给米考伯夫人。她不肯把这笔钱当作借款收下，却请他帮忙出售家中物品。大卫把米考伯先生的书拿到旧书摊出售，也因此熟悉了典当物品的做法。他微薄的积蓄就这样置身于一种家庭经济之中——家里的必需品靠变卖财物换取现金来维持。

米考伯先生最终因债被捕，并被带到王座法院监狱。大卫去探望他，两人身陷困境的经历引出一堂关于量入为出的实用课——米考伯先生坚持说，哪怕支出只比收入多一点，也会走向困苦。他向大卫借一先令买波特啤酒，随后写了张字据，让米考伯夫人归还这笔钱。这个场面把理财教训和持续的依赖联系起来——即使身在狱中，米考伯先生仍需要向来看望他的孩子借一小笔钱。他的请愿获得审理后，依照《债务人无力偿债法》下令释放他，但费用和手续使他未能立即出狱。这段经历把负债、无力偿还与对债务人的简单道德评判区别开来，同时也展现了法律程序如何介入家庭生活。

再度陷入贫困并选择工作

多年以后，贝西·特罗特伍德失去财产，大卫的经济处境也随之改变。他的应对显露出这种变化——他立下艰苦而实际的目标，快步行走，并设法让每一番努力都尽可能让自己付出更多。为了朵拉，他甚至考虑以吃素作为牺牲，设想过一种自我克制的生活。这些举措出于认真，却有些过度，表明贫困最初是如何成为一道考验，促使他磨炼自己，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准备。

大卫告诉朵拉自己是个乞丐时，提出解除他们的婚约，因为他如今一贫如洗。他也坚持说，只要朵拉愿意与他共度贫困，他就不怕贫困；而且他已经鼓起勇气开始工作、展望未来。他的表白将经济困境转化成对双方承诺的考验——他没有隐瞒自己境况的恶化，也不把爱情当作一项要求，认为无论境况如何变化，朵拉都必须履行这项承诺。朵拉的回应充满感情，而大卫的解释既受他新处境影响，也源于他害怕失去她。

后来，大卫向斯彭洛先生说明自己的经济境况，同时解释说，在他说明此事之前，他和朵拉已经订婚。斯彭洛先生反对他们保守秘密，并提及女儿的前途和自己为她安排的计划；因此，大卫的贫困也成了更广泛争执的一部分，牵涉金钱、家庭权威以及为朵拉安排的未来。这段经历没有抹去早年的匮乏，而是将大卫成年后的经济脆弱处境置于求婚的惯例与期待之中。

记忆与社会视角

成年后的大卫回忆童年贫困时，对食物、金钱、工作以及无人援助等细节记述得十分确切。这些细节为他后来决心自立赋予了来由——自立并非在安逸生活中形成的原则，而是他曾被独自留下面对饥饿和劳作、得不到指导之后的回应。他的叙述也将个人困苦与制度联系起来。作为访客，大卫来到由克里克尔先生管理的那座庞大监狱，质疑为何要把那么多资源用于囚犯，而劳动者和其他穷人却很少能享用同等的膳食。这一观察把小说对物质照料不平等分配的关注，从个人经济困窘延伸开来；大卫对自身经历的记忆则使这种对照变得切身，而非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