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考伯因债入狱及家人迁入监狱

米考伯先生因债入狱，使持续的财务危机演变为整个家庭生活的中断。他被捕并送往王座法院监狱后，米考伯夫人和孩子们失去住所，也来到那里与他团聚；大卫·科波菲尔继续在仓库工作，同时仍与他们保持联系。囚禁既是法律处境，也是家庭处境——它改变了全家居住的地方，却没有终止彼此照料、共叙欢乐或盼望获释的日常生活。

财务危机与逮捕

在米考伯先生被捕之前，米考伯夫人说他的债主不愿再给他宽限，还说眼下根本无法从他那里收回任何款项。家中的钱财困境并非抽象忧虑——债主上门催讨，而当时作为童工在默德斯通与格林比的仓库做事的大卫，闲暇时常与这家人相处。他对这一家庭的叙述既包括债务带来的压力，也包括他自己岌岌可危的谋生处境。

危机最终以一次清晨的逮捕告终。米考伯先生被带到博罗区的王座法院监狱。离家时，他把这件事说成自己命运跌至最低点的时刻；然而，大卫后来听说他中午前还在打木柱滚球。这一反差体现了米考伯先生应对困境时一再显露的特点——绝望的言辞与恢复社交娱乐的能力并存。逮捕固然严重，却没有把他固定成一个始终沉浸于痛苦中的人。

大卫探访监狱及其周边生活

被捕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大卫受派去探望米考伯先生并与他共进晚餐。他沿着邻近街区一路询问指引，穿过一处院子，直到找到监狱看守。这段路令他惶然不安，而他对《罗德里克·兰登》中债务人监狱的记忆更增添了他的忧惧。进了门，米考伯先生正在等候；两人来到他那间位于顶层之下一层的房间，相对落泪。

他们的会面很快把情感与实用忠告结合起来。米考伯先生劝大卫从自己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并用一笔精确的收支账目说明自己的准则——一个人年收入二十英镑，支出十九英镑十九先令六便士，便会幸福；若支出二十英镑一先令，就会陷入困苦。接着，他向大卫借了一先令买波特啤酒，写下一张凭条，让大卫向米考伯夫人取回这笔钱，随后收起手帕，重新振作起来。这一幕具体呈现了两人的关系——身陷囹圄的成年人教导男孩，却也依赖男孩借给他一小笔钱。

监狱房间里还住着另一名债务人，访客们的晚餐由一些简单食物拼凑而成，其中有从面包房带来的羊腰肉。大卫向楼上房间里的霍普金斯船长借来刀叉。短暂跑这一趟时，他留意到霍普金斯船长的家人和简陋的财物，看到另一个同样受监禁与匮乏影响的家庭。然而，这顿饭最终仍成了愉快的相聚。大卫回家后把探访情形告诉米考伯夫人，她见他回来便昏了过去，随后为他们做了蛋酒，大家边喝边谈。

家庭被迫迁离住所

家中几乎所有家具都被搬空，卖掉以供一家人维持生活，再用货车运走。米考伯夫人、孩子们、奥弗林和大卫留在温莎台那所空荡荡房屋的两间客厅里，只剩下床、几把椅子和厨房桌子。叙述没有说明这种安排持续了多久，只说这段时期延续了一阵子，直到米考伯夫人决定搬进监狱；米考伯先生在那里已经有了自己的房间。

大卫把房门钥匙交给房东，而床则被搬往王座法院监狱。他没有搬进去和家人同住——人们在监狱围墙外为他租了一间小屋，奥弗林也在附近获得了价钱低廉的住处。大卫自己的房间是安静的后侧阁楼，位于倾斜的屋顶下，窗外是一处木材场。在他看来，这里简直像天堂，因为米考伯一家的麻烦终于发展到了危急关头。这种宽慰只是相对而言，并不意味着一家人已经安稳下来。

大卫继续在默德斯通与格林比的仓库工作，面对的仍是那些同伴和同样屈辱的处境。他依旧孤独而苦闷，但在亲友答应帮助米考伯一家后，他们的处境有所改变。他们在监狱里过得比此前在外面一段时间里更舒适，而且有了安排，使大卫能够与他们共进早餐。他常常六点起床；进去之前，他会在老伦敦桥上等候，坐在石头凹处，观看行人，或眺望映着阳光的河水和伦敦纪念碑。晚上，他再回到监狱，和米考伯先生沿着院内步道散步，或与米考伯夫人玩卡西诺牌戏，听她讲起父母。囚禁将家庭生活重新安排为探访和共同的日常活动，并未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请愿、获准释放及脱离囚禁的限度

即便眼前的危机已经缓和，米考伯先生的事务仍被一份大卫不明白的契据纠缠着。米考伯夫人后来报告说，她的家人已决定让他依据《债务人无力偿债法》申请释放；她预计这一程序约需六周。米考伯先生设想，如果境况转而对他有利，自己就能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他还准备了一份请愿书，呈交英国下议院，请求修改因债务而监禁的法律，将个人困境延伸为对囚禁他的那套制度的申诉。

请愿获审理后，米考伯先生奉命依照该法获准释放，大卫为此欣喜不已。书中并未将他的债主一概描写成毫无怜悯的人——米考伯夫人说，就连曾追讨欠款的靴匠也在公开庭审中表示自己并无怨恨，只是想要回欠他的钱。裁决并不意味着米考伯先生立刻获得自由。他回到王座法院监狱，费用和手续仍有待处理。监狱里的俱乐部为他举行晚间聚会庆祝；与此同时，米考伯夫人和大卫在熟睡的家人身旁私下分享了一顿羊杂煎炒。获准释放的命令与真正出狱之间的区别，保留了这一事件对实际程序的关注，呈现债务如何继续支配一个人的生活。

在大卫回忆中的意义

对大卫而言，这段监禁经历属于他的童年生活；在那段日子里，工作、饥饿和居住不安与米考伯一家带来的陪伴同时存在。他的回忆沿着债务造成的物质后果展开——从债主上门，到家具被卖、全家迁居，再到监狱房间和释放手续。有关饭食、住处、借款和探访的细节，展现了财务困境如何不仅体现在法律裁决中，也渗入日常安排。

这一事件也把米考伯先生惯有的乐观与依赖他人、屡陷危机的事实并置起来。他教给大卫一堂令人难忘的节制算术课，却又向他借一先令；他因被捕而悲伤，却又去打木柱滚球；他期待重新开始，事务却仍陷在繁杂的正式手续中。对大卫来说，这段时期不只是记录另一个家庭遭受囚禁的经历；它也属于他必须在童年自食其力的那段人生，而米考伯一家在监狱中的家庭生活，则在更广泛的不安定经历中为他提供了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