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西安试图在《喜剧杂志》上攻击剧院

幻灭

吕西安·德·吕班普雷试图抨击昂比居喜剧院的一出新戏,这成了一堂关于新闻自由限度的实践课。他前往剧院,打算检验自己的文字能否损害一场演出,却发现评论并非只由他的判断支配——报纸的财务安排可以把批评扭转为赞扬。这一幕把一个剧院之夜变成了商业影响如何塑造报刊公共声音的展示。

任务与吕西安的到来

在吕西安和科拉莉为朋友们设宴的前两天,昂比居喜剧院上演了一出新戏,评论任务交给了他。晚饭后,吕西安和科拉莉从旺多姆街出发,沿圣殿大道,经过土耳其咖啡馆,朝戏剧全景剧院走去。路上,他听见人们称赞他的好运和科拉莉的美貌。他们的赞赏让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合适的社交圈。仅仅两个月前他还仰慕的文人团体,如今似乎遥不可及;那些思想和清教主义在他看来显得天真。科拉莉随口说出的“傻瓜”一词已经在他心中扎根,伴随着他日渐疏远往日理想。

到了剧院,吕西安把科拉莉留在包厢里,自己在后台区域四处走动,女演员们用奉承的目光和言语欢迎他。他说自己必须去昂比居喜剧院办事。然而,观众席已经坐满,也没有人为他留位。他在后台抱怨时,舞台监督还不知道他是谁,便说已经给报社送了两个包厢,随后打发了他。吕西安回应说,他会根据自己听到的情况评论这出戏。他的威胁既是对受冷落的抗议,也是在表明自己的评论可能带来后果。

一位年轻的女主角认出他是科拉莉的情人后,情况便发生了变化。舞台监督立刻提出替他去和剧院经理交涉。公爵同意接待吕西安后,经理便为他在一间包厢安排了座位,包厢里坐着雷托雷公爵和图莉娅。这一转变耐人寻味——剧院对吕西安的关注,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和新闻界身份,而非他的抱怨是否有道理。这一幕也显示,他正通过一些小小的礼遇与冷遇,逐渐学会报纸赋予自己的权力有多大。

对批评权力的检验

演出结束后,吕西安前往圣菲亚克街的报社撰写评论。他刻意写得尖刻辛辣。在他看来,这出情节剧比他曾在戏剧全景剧院看过的一出戏更好,但他想弄清楚,自己能否像别人告诉他的那样,毁掉一出好戏,让一出坏戏成功。因此,这种敌意并非只是对作品的评价——吕西安是在检验自己的影响力能达到何种程度。

第二天早晨,吕西安与科拉莉共进早餐时,先告诉她自己抨击了昂比居喜剧院,随后展开报纸。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评论一夜之间被软化了。评论中有力的分析还在,但结论如今却偏向这出戏,报纸还预测它会让剧院财源滚滚。他写下的抨击与读者看到的判断之间的差异,打破了他原以为刊出的文章是自己掌控的工具这一想法。报纸可以保留评论机智犀利的表象,同时扭转其判决的实际效果。

报刊的财务机制

吕西安质问艾蒂安·卢斯托,为什么他的文章会被改动,接着又问是谁改了这一篇。卢斯托解释说,剧院付钱换取报纸的宽容。昂比居喜剧院订了二十份报纸,但实际上只给剧院经理、指挥、舞台监督、他们的情妇以及三位剧院合伙人九份。每家林荫大道剧院都以这种方式向报纸支付八百法郎。报纸还给菲诺留了包厢,此外也收到演员和剧作家的订阅费;菲诺从林荫大道各剧院总共赚了八千法郎。卢斯托以小剧院的安排,暗示大型剧院中此类做法的规模。

对吕西安而言,这番解释说明他不能自由地写出自己的想法。卢斯托并未把这种安排辩护为独立评论,而是直言获利才是重点——如果吕西安能在这个体系里谋生,那么评论遭到妥协也不必让他在意。他还辩称,报纸不能毫无缘由地为了抨击而抨击一家剧院;不加区别的敌意会损害报纸的信誉,也会削弱批评在有理有据时的效果。在卢斯托看来,吕西安因为没有得到座位而心怀不满,并不足以构成毁掉这出戏的充分理由。

卢斯托又提出了一项诱人的好处。吕西安可以每月向剧院经理索要四十张空白戏票,再通过票贩以票面价格的一半转卖。卢斯托把这种转售说成文化商品中另一种常见交易,类似书籍买卖。这一提议让这一幕的教训变得具体——记者不仅可以通过报纸的制度性安排收钱,也能从自己本该评判的剧院那里获得个人好处。

意义

这次试写评论标志着吕西安所声称的批评独立性,与依靠订阅费、赠送包厢和付费优待维持的新闻业之间发生了冲突。他原以为这篇评论能直接检验自己左右一出戏成败的能力;报纸对评论的修改却表明,他的文字在刊出之前就可能被扭转。这一幕并未证明批评毫无力量,而是表明批评的力量受到管理它的同一套商业关系支配;这些关系也为记者提供了门路、地位和潜在收入。

这种矛盾也体现了吕西安对自我认知的变化。在剧院里,他享受被认出并获邀与显赫人物同席;发现有利评论背后的财务逻辑后,他却抗议自己并不自由。卢斯托给出的实际答复不是为他指明一条脱离体系的道路,而是邀请他分一杯羹。因此,吕西安的抨击尝试最终并未以公开谴责这出戏告终,而是让他初次接触那些能够把批评变成迁就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