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小说中马丁·路德及纳粹大规模屠杀的书面证据可能前往的避难地，同时也是一个权衡披露真相与外交稳定的政府。美国的立场使证据有可能进入公共传播，但也表明，即便事实确凿无疑，仍须面对政治权衡。

外交利害

哈维尔·马奇拿出找到的文件时，告诉亨利·南丁格尔，马丁·路德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于1942年1月20日召集参加会议的十四人之一；马奇认为，马丁·路德愿意以提供书面证据换取在美国的新生活。马奇将这场会议与与会者的结局联系起来——六人遭到杀害，四人自杀，一人意外身亡，另有两人据称死于自然原因；马丁·路德是唯一仍然活着的人。这些数字表明，证据与消灭知情者的行动密不可分。

南丁格尔不认为这些文件足以成为打开大使馆大门的理由。他解释说，肯尼迪总统宣布将要访问德国，已令美国二十年来的外交政策骤然发生变化，而马丁·路德披露的信息可能再次颠覆政治局势。南丁格尔打算咨询林德伯格大使；后者又必须与华盛顿联系。他预计两人都会要求提供更多证据，才肯接纳一个被马奇称为可能是杀人犯的人。因此，这项救援计划夹在证据的价值与扰乱缓和局势的风险之间。

美国可能收到的证据

这些文件指向万湖会议，会议记录注明其举行地点为格罗瑟·万湖大街56—58号。文件描述了一项涉及全欧洲约一千一百万犹太人的计划，并以行政措辞谈及劳役和“自然减员”。马奇查阅会议记录草稿后发现，这些措辞掩盖了政策的实际运作机制——关于枪决、毒气车以及齐克隆B实验的描述，在最终记录中都遭到删减。海德里希亲笔写下的批注“不要！”，标示出官方记录中明确细节的删去。

证据并不止于会议文件。马丁·路德的视察笔记记载了营地的铁路支线、从法国抵达的一列犹太人遣送列车，以及近两千人的分拣过程。笔记随后记录了毒气室，以及受害者财物与遗体的处理过程。另一份通告下令收集囚犯的头发并按月上报，规定将女性的头发制成线和毡制品。这些记录合在一起，揭露了从政策、运输、杀戮到物资利用的一整套流程；如果传到德国境外的读者手中，就可能挑战政权的否认。

纽约作为发表渠道

查理设想了一条不完全依赖官方批准的途径。她告诉马奇，他们搭乘的飞机次日傍晚将抵达纽约的艾德怀德机场，并提议直接去《纽约时报》大楼；她在那里认识一位编辑。她计划制作十二份副本，并尽快让材料刊印出来。她说，如果报纸拒绝刊登，她就亲自在第五大道散发副本。与获得外交许可相比，发表证据成了她应对证据可能遭到扣留或压制的办法。

南丁格尔的谨慎与查理的计划形成对照，界定了美国尚未确定的作用。华盛顿可能将披露视为对当周外交进展的威胁；查理则认为，同一批证据有机会改变历史。小说并未将美国愿意采取行动视为理所当然——提供避难与公开传播仍只是可能性，取决于各方的决定、能否获得途径，以及证据能否保存下来。

历史真相及其传播

一个关于加害者预期的说法，更凸显了争取受众的紧迫性——证人将被消灭，证据将被抹去，而幸存者会遭到怀疑，因为他们昔日的看守者将主导营地历史的叙述。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重要性不只在于它是一个目的地，也在于它可能成为一个场所，使证词与文件得以复制，并脱离德国当局的控制。风险不仅在于证据可能遗失，也在于证据即便保存下来，仍可能无法令人信服。

因此，小说将美国的力量描写为影响重大，却并非毫无矛盾。政府对缓和局势的顾虑可能拖延行动，而报纸与复制文件的努力则提供了一条较少受控制的途径，推动真相获得承认。美国处于私人证据可能转化为公共历史的关口，但无从保证政治领导人或读者会接受这些证据所证明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