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拉皮纳
长夜行帕拉皮纳是一位在波兰受过教育的医学研究者,也是费迪南·巴达穆从前的教授;他的职业生涯一再被压缩成医学边缘地带临时拼凑的工作。遭受职业迫害和公开丑闻后,他被迫离开实验室,转而把电影奇观变成认知障碍儿童的治疗手段,随后加入巴里顿医生的疗养院,担任技术操作员。他克制的举止使他成为一位不苛求人的同事;在巴达穆极度需要帮助时,他又救了巴达穆一命;而他在垂死的罗宾逊身旁突然滔滔不绝,短暂打破了多年来近乎无言的沉寂。
身份与职业上的失意
帕拉皮纳再次出现在巴达穆的生活中,是在塔拉普酒馆附近的一家咖啡馆;他的头皮屑仍让人一眼认出,而他带来的消息则是自己事业受挫。雅尼塞教授对他极其严厉,持续不断地迫害他,以至于帕拉皮纳被迫辞职,放弃实验室。随后,女子中学的女生家长在研究所门口埋伏他,并把他打了一顿。由此引发的丑闻和调查让他急需另谋生计,而留给他找工作的时间所剩无几。
一份刊登在医学期刊上的含糊广告为他提供了出路——一份薪酬微薄的工作,内容以巴里顿医生关于用电影教育认知障碍儿童的理论为基础。帕拉皮纳的新工作被说成是探索无意识的进展,也是最新流行的方法,但实际操作却很简单。他从巴里顿的郊区疗养院接出年幼的病人,带他们去塔拉普电影院,看完后再把他们送回去。专业术语许诺着创新;工作本身却只是带领一群观众入场,而电影一开演,他们便不需要任何看管了。
电影、照护与塔拉普电影院
帕拉皮纳的病人被视为理想观众,因为他们可以连续看同一部电影十遍,仍会被其中接连不断的惊喜逗得兴高采烈。他们毫无记忆力,被说成娱乐效果上的优势,也被当作这套方案成功的证明。他们回到疗养院时头脑昏沉,满脑子都是幻象,却安然无恙、心满意足;用叙述者带有讽刺意味的话说,他们还现代化了。他们的家人很满意,帕拉皮纳很满意,巴达穆也满意到和他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庆祝。
这份电影院的工作也让帕拉皮纳和巴达穆这两位老相识再次走到一起。他们共度夜晚,畅谈旅行,接着谈起拿破仑,享受彼此交换幻想的乐趣。帕拉皮纳受过正规的教育,这使他与巴达穆有所不同——他在波兰上中学时学过历史,还能讲出拿破仑从俄罗斯撤退的轶事。在咖啡馆短暂的轻松时光里,谈话让两人都忘却眼前的金钱与工作压力。这份轻松很快转为实际帮助——巴达穆坦承,离开自己在拉加雷讷-朗西的诊所已经毁了他的事业,而在当时的处境下,他根本无法想象自己会回去。
在巴里顿医生的疗养院工作
后来巴达穆再次见到帕拉皮纳时,身上只剩一百五十法郎,也看不到明确的就业机会。塔拉普电影院不再招人,而回到自己在拉加雷讷-朗西的诊所似乎只是他勉强接受的最后选择。帕拉皮纳为他在自己已工作数月的疗养院找了一份小差事。在巴达穆的选择日渐减少之际,这番安排不仅给了他工作,也让他有饭吃、有地方住。
帕拉皮纳在那里的职责不止是带孩子去看电影。每周两次,在规定的时段,他会在一间密封严实、漆黑一片的房间里,对聚集在那里的忧郁症患者施放磁暴。这种治疗也是巴里顿医生的点子之一,帕拉皮纳则按部就班地执行;这家机构的方法兼具科学创新的派头与仪式感,几乎难以和表演区分开来。巴达穆以低薪受聘,签下的合同也极偏向雇主一方,成为同一机构的一名助手。
尽管薪水微薄,这家机构的环境在物质上仍很舒适——伙食不错,住宿也很好。巴里顿还容忍并默许职员享有性方面的自由,因为他观察到,这种宽松会让职员对疗养院产生归属感。这种安排展现了维持该机构运转的实际交易——低工资和对雇主有利的合同,以膳食、住处和自由作为补偿。因此,帕拉皮纳把巴达穆带进这里,既是出于职业关系,也有私人情谊;不过,巴达穆仍不确定这位老相识为何如此积极地关照自己。
沉默、权威与两人的关系
帕拉皮纳的职业理念使他与巴里顿的权威发生冲突。巴里顿转述的一次谈话中,帕拉皮纳曾说,阴茎与数学之间隔着一片真空,并表示在数学时代到来之前,他不会再对上司开口。巴里顿将此视为无礼,也认为这证明帕拉皮纳痴迷于文明;这番转述的话与其说是常规的职业分歧,不如说是尖锐地拒绝按照老板的条件恢复正常交谈。
巴达穆处理自己的处境则采用另一套方式。原则上,他赞同巴里顿,从不反对他,而且在餐桌上吃得很少。他已经学会顺从的礼节,把自己表现成一个节俭、没有野心、不会威胁任何人的助手。与这种随和的行事方式相对,帕拉皮纳对巴里顿保持沉默,显得是一种不同形式的抵抗,尽管叙述并未说明两人有共同计划。他们的职场关系与其说由忠诚宣言界定,不如说是由他们各自与一位强势雇主的周旋所界定。
在接下来的二十四个月里,帕拉皮纳说的话不到二十句,而巴达穆几乎包揽了所有日常事务和行政细节。巴达穆犯错时,帕拉皮纳从不责备他。他们纯粹靠漠不关心相处,保持着一种务实的安静;这并不是亲密倾诉,而是让机构继续运转的方式。他们的工作安排维持着疗养院的病人流转,支付各项账单,也定期承担艾梅姨妈家孩子的食宿费用。因此,帕拉皮纳的沉默不只是一种个人习惯——它伴随着一种分工,在这种分工中,巴达穆承担日常管理,而帕拉皮纳不会把同事的差错变成新的冲突。
最后的倾吐
罗宾逊遭玛德隆枪击后被送回疗养院,帕拉皮纳的沉默寡言便格外引人注目。巴达穆和索菲把受伤的罗宾逊抬进屋;帕拉皮纳很快和一名男护士一起下楼,帮忙把他抬上床。巴达穆检查罗宾逊的腹部,发现两个弹孔挨得很近;两人只能眼看着罗宾逊的状况恶化。此时的帕拉皮纳不是理论家,也不是技术人员,而是被召来协助处理紧急情况的同事;而事态的结局已经渐渐明朗。
事后,众人围在担架旁,帕拉皮纳没有雨衣,听着检查员秘书讲述自己的经历。这场谈话似乎让古斯塔夫·曼达穆尔昏昏欲睡,他张着嘴,粗壮的脖子向前伸着,仿佛在拉手推车。巴达穆多年来没听过帕拉皮纳一口气说这么多话——上一次还是他们当学生的时候。当天的事件让他变得异乎寻常地健谈,但众人还是决定回家,并带上曼达穆尔和索菲。
这次迟来的倾吐并未化解帕拉皮纳先前的职业冲突,也没有说明他沉默背后的动机。相反,它凸显了那些沉默持续了多久。这个两年来一直以庄重沉静的态度履行职责的人,在一起谋杀事件的余波中突然变得健谈;而巴达穆已经开始设想,自己有朝一日可能要面对死亡时会有怎样的要求,却离开时没有回头看一眼罗宾逊的尸体。帕拉皮纳在叙事中的作用,正落在这种反差之中——他一再通过为巴达穆安排工作、维持一种可行的沉默,帮助巴达穆活下去;到了结尾,他又成为一名见证者,以罕见的话语记录下一天所承受的压力——那一天已经超出了日常惯例所能容纳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