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斯通布教授
长夜行贝斯通布教授负责指挥一所战时医院,伤兵在这里接受观察和治疗,也被要求展现恢复的爱国心。他刚晋升少校,刻意表现得仁慈友善;他将电疗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并把疑虑视为康复的迹象。在他的领导下,医院既是一所医疗机构,也成了患者排演英雄气概的舞台,而这种英雄气概可能会把他们送回前线。
身份与机构
贝斯通布初次登场时,是一名刚晋升的少校,任职于一所设在堡垒里的医院;医院整洁而崭新,建筑新到甚至还没有安装电力设备。六张金属病床安置在其中。他到来时态度亲切,对自己的职位颇为满意;一群志愿护士照料他,也热情回应他的言谈举止。他同时拥有医疗和军事权威——他负责照看那些被认为爱国心受损的患者,而患者最终可能被送往前线或收容院。
医院光鲜整洁的氛围,并未消除患者身处的压力。他们觉得自己受到职员监视;与休假有关的文件、身份牌和种种防备措施,使他们感到自己已被登记在册,并准备好接受重新调派。贝斯通布的机构提供了相对舒适的环境,但其核心目的,是让士兵恢复到能够服役的状态。因此,他温和的举止始终服务于这样一种制度——把治疗当作重返险境的途径。
治疗与爱国主义教育
贝斯通布装配了各式各样的电疗机器,定期给患者电击。他声称这些治疗具有强身作用,而患者必须接受,否则就有被逐出医院的风险。叙述者还认为这些设备价格昂贵,并将贝斯通布显露出的富裕生活与其岳父的政治影响力及政府土地交易联系起来。因此,医院展示的科学设备,也伴随着有助于维系这所医院的社会特权。
在患者首次集会时,贝斯通布负责鼓舞士气,并说明他们怎样才能尽快返回战壕。他在演说中把法国描绘成依靠儿子们的女人,提到保卫国土,并号召患者履行职责。他向他们保证,医院将运用科学为他们治病,同时明确表示,期望的结果是他们重返前线。护士们的情绪反应为这番演说增添了戏剧色彩——一名护士因未婚夫去了海军而感动落泪;贝斯通布讲完后,同伴们安慰她。
叙述者听出的意思,与医生希望听众听到的并不相同。这番演说非但没有激发他牺牲奉献,反而使他更加厌恶死亡的前景。在他看来,医院安慰人心的话语,与那套登记士兵并把他们送回危险之中的机制密不可分。贝斯通布没有公开谈论死亡,但患者从自己签署的文件和行动时面临的种种防备措施中,读出了死亡的威胁。
管理患者的行为
贝斯通布监视患者的行为,并把痛苦的迹象视为病情好转的表现。住院一周后,士兵们明白自己必须改变在人前的表现。他们模仿布朗勒多中士;中士反复高喊胜利,并刻意保持乐观,因此赢得了护士们的同情。患者们把自己从惊恐不安的人变成一群趾高气扬的人,以喧闹而粗俗的谈话表演士兵理应展现的勇敢。他们还需要再排演一两周,才能把这场表演弄得令人信服。
贝斯通布看到这种表面上的好转后,准许患者接待访客,首先来访的是患者的父母。后来,他开始接待知名人士,医院也逐渐以爱国热情中心的名声闻名。他的做法表明,外在行为在机构内部举足轻重——令人信服的士气表演能够带来特权和关注,无论患者内心的恐惧是否真的有所改变。
最终,叙述者告诉贝斯通布,无论身体还是精神上,他都觉得很难变得像处境所要求的那样勇敢。贝斯通布把这种坦白视为令人鼓舞的征兆。他将这番自白重新解释为心理康复中一个公认的阶段,援引早期的医学著作,并把叙述者的焦虑说成终将被解脱取代的状态。于是,对疑虑的处理形成了循环——患者承认自己无法变得勇敢,反而被当作正在好转的证据。
贝斯通布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方法——身体用电疗,精神则用大量爱国主义伦理来治疗。他把身体干预和爱国主义教育视为相辅相成的疗法,并以军事忠诚作为预期的心理疗效。他借助科学术语赋予这项计划制度权威,而计划以是否准备好重返战斗来界定健康。
宣传与英雄表演
随着患者变得更体面,贝斯通布的医院吸引了名媛和政界人士,包括主教、一位意大利公爵夫人、一名军火巨头,以及来自巴黎歌剧院和法兰西喜剧院的表演者。一名年轻女演员来探望叙述者,询问他的战功。他编造了一系列动人的细节;她提议请一位诗人把其中最感人的段落写成诗。贝斯通布赞成这个计划,并接受一家全国性画报周刊的采访;摄影师在医院台阶上为众人拍照,女演员站在叙述者身旁。
贝斯通布把这项合作计划说成医院正在为一种新的爱国艺术作出贡献的证据。他赞美史诗,并称战斗能够催生更新后的民族精神,使叙述者编造的战功成为医院公开宣传的一部分。这场表演扩展到了病房之外——患者们争相为自己的军旅经历添油加醋;布朗勒多中士因未被纳入合影,成了叙述者的竞争对手。众人的说法愈发夸张,然而他们本人仍然心怀恐惧。
因此,贝斯通布不仅是一名治疗个别患者的医生,也是军事康复展示的组织者和公开代表。他把患者的行为和故事变成机构成功的证明,但患者自身的动机——恐惧、争强好胜和不愿蒙受羞辱——仍与周遭宣传的英雄形象相抵触。
叙事作用与意义
贝斯通布体现了医学、军事纪律与公共宣传之间的交叠。医院提供照护、观察和表面上的善意,但它对好转的衡量标准指向重返前线服役。患者受到监视和评估,接受治疗,被鼓励表演士气,最终还被当作爱国宣传的素材。贝斯通布讨人喜欢的举止并未消除这种强制性导向;相反,它让制度的要求显得更具人道色彩。
这个人物的核心讽刺在于,他深信爱国信念可以作为一种疗法施行。他的方法把恐惧变成症状,把坦白变成进步,把编造的战功变成公开的康复证据。通过贝斯通布,叙事展现了一所医疗机构如何在没有消除恐惧的情况下上演英雄主义,也展现了照护话语如何成为把脆弱躯体送回战场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