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者与Sonny的友谊及决裂

无名叙述者与留美记者桑尼的友谊建立在共同的革命话语之上，又经受了彼此相反的人生选择的考验——一人返回越南战斗，另一人在流亡中建立生活。两人的重逢使昔日的同志情谊变成一场较量，争论谁才仍忠于人民和革命；最终，当留美记者桑尼不相信无名叙述者的坦白时，暗中为革命工作的无名叙述者杀死了他，两人的关系就此彻底破裂。

大学友谊与流亡造成的距离

在大学里，留美记者桑尼谈起人民和革命时信念坚定。无名叙述者记得那些演讲，将之视为留美记者桑尼理想主义的证据；后来，他又以此衡量留美记者桑尼在美国建立的生活，是否符合他当年看似许诺的未来。因此，他们昔日的友谊既亲密，又带着尚未化解的政治指责——无名叙述者认为，信念必须付诸行动，并认定留美记者桑尼继续远离斗争，表明他缺乏忠诚。

两人再度相逢时，无名叙述者已经失踪七个月，一次也没有给留美记者桑尼打过电话，只寄了几张匆忙写就的明信片。留美记者桑尼热情地打招呼，并提到他和索菲娅·森经常谈起无名叙述者，这使彼此间的距离一下显现出来。这次重逢并未让两人恢复毫无芥蒂的友谊。无名叙述者对留美记者桑尼心怀敌意；留美记者桑尼亲切随和的举止，以及他似乎与索菲娅·森十分熟悉这一点，都使他既是旧友，也是情敌。

无名叙述者不知道的事情，又加深了这种竞争。他意识到，留美记者桑尼或许读过索菲娅·森书架上的女性主义书籍，而他自己的了解则几乎仅限于那些书的封面。他也承认，自己从未认真想过女人想要什么。因此，留美记者桑尼对思想问题的关注，与无名叙述者的盲点形成对照；与此同时，无名叙述者仍试图凭政治判断占据更高的位置。

关于忠诚的争论

喝伏特加时，无名叙述者质问留美记者桑尼——大学时代的革命演讲，与他决定留在美国之间，究竟为何相互矛盾。他提起留美记者桑尼的哥哥阿贝——此人因自己的信念入狱，之后去了日本——并逼问留美记者桑尼，他留下来究竟是因为爱索菲娅·森，还是因为害怕。这番质问把政治忠诚当作一种考验，仿佛可以根据一个人是否回到前线来加以衡量。

留美记者桑尼起初低下头，似乎感到羞愧，但索菲娅·森并不接受无名叙述者衡量这一局面的方式。她认为，人民在哪里，留美记者桑尼的家就在哪里；而在那里，他也可以与人民一道工作、为人民工作。留美记者桑尼握住她的手，承认无名叙述者的批评有道理。他回忆自己来美国求学时，本打算接受美国教育后回国，帮助祖国从美国人手中解放出来。然而，十四年过去后，他意识到，与一个异国人民生活在一起改变了自己；有时，他甚至觉得自己对自己而言也是个外国人。他承认自己害怕、虚伪、软弱、羞愧，并敬重无名叙述者，因为后者回去参加了自己所信奉的事业。

这番承认并没有让无名叙述者如愿以偿地获胜。他迫使留美记者桑尼承认自己的失败，索菲娅·森却没有因此疏远留美记者桑尼，反而表示理解。她讲述自己作为秘书所做的妥协——白人男子用居高临下的方式称呼她时，她只是报以微笑，没有出言抗议。她的坦白使这场争论不再只是勇敢与怯懦的简单对立，而是转向每个人在美国生活和工作时所做出的妥协。留美记者桑尼回答说，现在参加斗争还不算太晚；索菲娅·森专注的回应让无名叙述者明白，她选择了留美记者桑尼。无名叙述者或许赢了争论，但留美记者桑尼赢得了听众——而索菲娅·森也不再与无名叙述者保持恋爱关系。

被误认为陷阱的坦白

后来，无名叙述者回到留美记者桑尼身边，提出谈谈政治。留美记者桑尼说，他想和索菲娅·森通过收养要一个孩子，因为她已经过了生育年龄。他说，自己从前只想改变世界，从未想过改变自己；遇见索菲娅·森之后，他才开始从她的眼中看自己。这番话表明，他开始自我审视，也使先前那种认定他已彻底抛弃理想的指责变得复杂。

留美记者桑尼说话时，无名叙述者的决心动摇了。他抬不起右臂，无法伸进包里去拿枪，开口时只告诉留美记者桑尼，自己有事要坦白。留美记者桑尼以为无名叙述者要坦白自己爱慕索菲娅·森。无名叙述者转而问留美记者桑尼，如果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他会怎么想；留美记者桑尼否定了这个假设。于是，无名叙述者直言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是盟友，多年来一直作为对方阵营的特工为革命工作。

留美记者桑尼不相信他。他怀疑无名叙述者是在设圈套，想诱使自己承认同情共产主义，好让他遭到杀害或揭发。他用两人之间早已形成的私人竞争来理解这番坦白——无名叙述者因为留美记者桑尼拥有索菲娅·森而嫉妒，试图靠宣称自己的革命身份重新引起她的注意。两人共同的过往没能使留美记者桑尼相信这番坦白；相反，这段过往反倒让他有理由将其置之不理。

谋杀与最终决裂

留美记者桑尼继续指责无名叙述者时，无名叙述者开了枪。第一颗子弹打穿一台收音机。留美记者桑尼转头看向枪，举起一只手，随即中弹；他试图逃跑时，另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背部。留美记者桑尼还没到门口，无名叙述者就追上了他，又朝他的头部开了两枪。留美记者桑尼脸朝下倒下；无名叙述者站在他身旁，看见地毯上的血，以及他身体旁那只受伤的手掌。

这场杀戮并没有让无名叙述者立刻觉得事情已经结束。他擦掉自己玻璃杯上的指纹，又用手帕擦拭门把手。听到一声可能是呻吟的声音后，他跪到留美记者桑尼身边，碰了碰露在外面的眼睛，试探他是否还活着。留美记者桑尼眨了眨眼。无名叙述者又朝他的太阳穴开了一枪。这最后一枪紧随试探生死的亲密举动而来，成为不可挽回的行动——昔日的朋友不再是政治上的对话者或对手，而成了一个无名叙述者确保其死亡的躯体。

这场谋杀彻底逆转了两人的处境。从前，无名叙述者要求留美记者桑尼回到斗争中，以此证明自己的理想；如今，留美记者桑尼的不相信，却使他无法认出无名叙述者确实是革命的特工。无名叙述者宣称的政治团结无法克服嫉妒滋生的猜疑，而他的暴力行为毁掉了这段原本或许能借坦白厘清的友谊。留美记者桑尼的死也让他再无机会打电话给索菲娅·森。对无名叙述者而言，这段旧情谊只以它所引发、也将之摧毁的行为及其记忆留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