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胡姆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

纳胡姆是一位留着红胡子的犹太说书人,在弗朗茨·比伯科夫出狱后回到柏林、最初几小时茫然无措之际与他相遇。面对弗朗茨的痛苦,他没有强行干预或盘问,而是耐心陪伴他并讲故事。他讲述的斯特凡·扎诺维奇的经历,展现了一种由风险与后果塑造的人生;后来,他又讲了一个关于球的寓言,温和地提醒弗朗茨,事态的发展可能超出任何人的意图。

身份与初次相遇

纳胡姆初次登场时是一位陌生人,他注意到弗朗茨在一处院门入口呻吟。他身材矮小,穿着大衣,戴着黑色绒帽,手里拿着一根手杖;他询问弗朗茨是否身体不适或感到疼痛。弗朗茨试图离开入口,躲开街道,但纳胡姆又在另一栋楼里遇见了他。他听见弗朗茨的呻吟声,便循声询问;他这样做是想知道出了什么事,并非要求弗朗茨说出实情。

这段交谈鲜明地呈现出两种态度的对照——弗朗茨想要退避,纳胡姆则试图与他接触。弗朗茨刚刚获释,被街道与人群压得不知所措;纳胡姆则只是宽慰他说,柏林足够大,容得下另一个人。弗朗茨坚称自己不住在那里,纳胡姆却没有把他的困惑当作拒绝他的理由。他的出现为这一幕增添了一股人情的力量,与弗朗茨所感受到的城市景象形成对照——在他眼中,城市只有喧嚣、流动与压迫。

通过故事陪伴他

在房间里,弗朗茨从沙发滑到地毯上,拒绝让人把他拉起来。他紧抓着地毯,呻吟着说自己想钻进泥土里,远离上面的世界。纳胡姆先试着哄他起身,随后改变了做法——他无法把弗朗茨扶起来,便关上门,在他身边坐到地板上。他接受弗朗茨的沉默,也由着他继续呻吟,同时开口说话。

纳胡姆的回应与众不同,因为他没有把提供帮助的前提设为弗朗茨必须解释。他告诉弗朗茨,人们应该倾听他人,并以诺亚方舟为例,描绘一个没有遗忘任何生灵的世界,哪怕是人头上的虱子也不例外。这个故事把注意力从弗朗茨的孤立处境上引开,却没有否认那种孤立。随后,纳胡姆解释故事对他为何重要——他已故的父亲曾在家里没有东西可吃时,把故事讲给七个饥饿的孩子听。故事填不饱肚子,却能让他们忘记饥饿。对纳胡姆而言,讲故事是一种实际的关怀;在无法提供物质安慰的处境下,他以此陪伴他人。

斯特凡·扎诺维奇的故事

纳胡姆向弗朗茨讲起斯特凡·扎诺维奇的故事。他的父亲来自阿尔巴尼亚,后来去了威尼斯。年长的扎诺维奇先卖掉随身带来的东西,随后又靠打牌赚钱;当地人想找些消遣,却没有多少时间。纳胡姆说他不诚实,却很机灵——他懂得如何把这座城市对消遣的需求变成收入。有人觉得自己受了骗之后,他的顺遂日子便结束了。争执演变成冲突,并惊动了警方;法律追上他们之前,一家人只得离开威尼斯。

这个故事并没有把扎诺维奇的行径说成体面之举。他是个骗子,离开也是在与法律发生冲突之后。然而,纳胡姆还讲述了他后来返回阿尔巴尼亚,购置庄园和村庄,让孩子们上大学,最终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人平静离世的经历。农民们为他哀悼,尽管他始终无法忘却自己曾在他们中间度过的艰苦生活。纳胡姆把欺骗、逃亡、成功与体面并置于同一个人的一生之中,讲给弗朗茨听的故事便比单纯训诫人向善或惩罚恶行更为复杂。

球的轨迹

四周后,弗朗茨前往龙骑兵街拜访犹太人们,向他们道谢。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吃土豆炖肉、喝啤酒,如今看起来判若两人。纳胡姆和埃利泽争论时,弗朗茨认出了他们熟悉的争吵方式,还询问那些生过病的孙辈近况如何。他们谈起工作、金钱,以及弗朗茨接下来可以做什么;弗朗茨满怀赞赏地提到扎诺维奇,也谈到婚姻或许是未来的一种可能。

纳胡姆用另一个故事作答。一个人抛出一只透明的赛璐珞球,里面装着几颗小铅球;他以为球的重量会让它恰好停在自己想要的位置。结果,球却弹跳起来,滚向一旁。纳胡姆用这个比喻来谈弗朗茨——人可以影响事态的发展方向,却无法确切决定事态最终会落在何处。他劝弗朗茨平和而耐心地往前走,因为他无法知道自己的内心藏着什么,也无法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这个故事并不是在告诉弗朗茨他毫无自主能力,而是在区分意图与掌控。

叙事作用与意义

弗朗茨笑起来,拥抱纳胡姆,并把说书人的话当作一种理解,仿佛纳胡姆看出了人生曾让他历经诸多磨难。纳胡姆则回忆说,自己第一次在街上看见弗朗茨时,他唱得很悲伤。弗朗茨坚持说那份悲伤已经属于过去,还设想自己的运势正在好转。纳胡姆的谨慎与弗朗茨的自信形成差异,使这个寓言保留了多种解读的可能——球意料之外地多弹了一下,或许是一种警告,但弗朗茨也从中听出了希望。

纳胡姆的戏份不多,却在结构上十分重要。他在弗朗茨无法通过寻常解释理解事物的时刻与他相遇,并以关注、代代相传的故事,以及人无法完全掌控局面的意象,回应他的绝望。叙述者后来指出,弗朗茨曾发誓要做一个正派的人,并补充说,只要钱还没有花光,他便会如此。面对这一誓言岌岌可危的征兆,纳胡姆的故事并未保证弗朗茨会获救;它们提供的,是一种富有人情味的理解方式——人生就像那只球,可能越滚越偏离主人原本打算为它设定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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