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0年英格兰王政复辟使查理二世重登王位，并将政治效忠重新塑造成忠诚的考验。在小说的叙述中，国家欢欣地迎接共和国的终结，将之视为一场和解；与此同时，流亡者林奈乌斯·克兰查理拒绝加入普天同庆的行列，因而继续流亡。这一事件将公众的认同和恢复的等级秩序，与个人对已告失败的政治事业的忠诚相对照。

共和国与1660年的政治安排

王政复辟之前，共和国时期的奥利弗·克伦威尔建立了英格兰在军事和海上领域的优势。叙述回顾了英格兰在欧洲和海上的影响力，从击败对手到扩大商业活动与海军力量。叙述还将共和国与更自由的公众言论和印刷活动联系起来，并指出它颠覆了斯图亚特王朝曾置身其中的欧洲君主秩序。这种叙述表明，这场转变不仅仅是统治者的更替，也标志着一个曾在国内外强盛一时的政治秩序遭到逆转。

1660年，共和国的败亡被描写成使公众觉得正确的行动显而易见。查理二世的《布雷达宣言》提出了一项在叙述中被描述为宽厚的政治安排，举国欢迎国王归来。与王政复辟相关的赦免与和解，与弑君者遭处决并存；文本将公众对这些惩罚感到满意，也视为同一种政治氛围的一部分。王权得以重建，共和国则沦为嘲讽对象，不再被视作恢复治理的范本。

公众庆祝与等级秩序的恢复

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将王政复辟的成功描绘为一场公认观念领域的胜利。人们被描绘成嘲弄权利、自由和民众自治的理念，并将参与政治视为不必要的负担。人们被期望缴纳赋税、服兵役；相较之下，治理国家则被说成是君主的责任。因此，常识与良好秩序的说法，让恢复的等级秩序显得不只是强加于人，也像是人们所乐于接受的安排。

这种等级秩序并不限于政治安排。在书中的其他部分，社会秩序被描绘为领主接近国王、国王接近上帝，而人们称上帝为主，也体现了对神的称呼本身。书中还指出，平民若殴打领主，便会失去一只手。这些细节进一步凸显了王政复辟所庆祝的等级观念——恢复的君主制隶属于一种更广泛的结构，在其中，特权受到法律乃至神圣性的强调。

这场政治安排也具有文化层面。叙述描写了一个推崇德莱顿、贬低莎士比亚并斥责弥尔顿的时代。它以讽刺的笔调，将这些文学评判与查理二世归来、奥利弗·克伦威尔遭处决所带来的政治逆转并置。所谓品味与良好秩序的恢复，因而显得是权威复辟的另一种表现。

流亡者林奈乌斯·克兰查理的拒绝

流亡者林奈乌斯·克兰查理曾是接受共和国的英格兰贵族之一。叙述承认，他最初支持共和国或许是因为共和国一度势盛，但同时强调，即使共和国败亡，他仍然忠于它。只要重新效忠君主制，他原本可以返回重建后的上议院。然而，国王归来、举国欢庆之际，他转身离开公众的欢庆，选择流亡。小说以鲜明的对照指出，他宁愿成为法外之人，也不愿恢复贵族身份。

他的决定与1650年议会起草的誓言有关；誓言承诺效忠一个没有国王、君主或领主的共和国。王政复辟的支持者将这一承诺视为他阴郁地执着于失败事业的借口；甚至那些愿意将他早先的行为解释为策略性地效忠国王的人，在他坚持立场后也不得不改变看法。他们将原则坚定贬为愚蠢；由此，叙述展现出，胜利者确立的政治安排如何收窄人们理解异议的方式。

流亡者林奈乌斯·克兰查理退居瑞士，住在日内瓦湖畔的一处废墟宅邸，周围是希雍与沃韦之间的山地景观。他在那里度过多年，与英格兰的距离也逐渐成为与其新政治现实的距离。这场流亡既是王政复辟带来君主制回归的结果，也是拒绝让这种回归决定自己信念的表现。小说将他的孤立塑造成与举国欢庆相对的图景。

后续情节中的政治遗产

在小说对王权的后续描写中，王政复辟的影响仍在延续。国王詹姆斯二世在位期间，一道秘密王命授权将一个孩子卖掉、加以残害并弃置；后来揭示，这个孩子是流亡者林奈乌斯·克兰查理的合法继承人。情节随后将这项授权视为证据，表明王权能够秘密行事，并将王朝利益置于儿童安危之上。这桩后来的罪行并非王政复辟本身的一部分，却展现了君主制回归后形成的政治世界，也为此前对王权的颂扬续上了阴暗的一章。

因此，这一事件的核心对照，在于一场被赞誉为和解的政治安排，与恢复秩序时伴随的排斥之间的差异。公众拥抱君主制，嘲弄败亡的共和国；流亡者林奈乌斯·克兰查理却仍忠于后者，因而离开故国。他的流亡在一部以民族一致的口吻描述王政复辟胜利的叙事中，保存了一段持异议者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