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利则是印度北部的一座城市，阿丹·阿齐兹在此行医、建立家庭，生活也逐渐与反抗英国统治的运动交织在一起。1919年4月，城里的全印停业号召及随之而来的动乱使他卷入公共事件；他来到贾利安瓦拉园，身处屠杀现场，一次不由自主的喷嚏使他失去平衡，保住了性命。小说还借由城市街道和交通路线描写家人的离去与归来，将个人记忆与国家历史联系起来。

城市与政治动荡

1919年4月6日，阿丹·阿齐兹从酒店窗户俯瞰一座街头交通繁忙、商业活跃的城市。景象中有一位耆那教徒仔细清扫人行道、卖零食的小贩、一位买丝绸的女人，以及熠熠生辉的金庙尖塔。娜丝姆·阿齐兹刚搬离宁静的山谷，既生病又因环境变化而心神不安。这座城市并非单纯的背景——陌生的公共生活凸显出夫妻二人面对变化时截然不同的反应。

传单、报纸、墙壁和清真寺宣礼塔都传递着同一条消息——全印停业号召。响应圣雄甘地的号召，商店和火车站于4月7日关闭；人们以哀悼和静默抗议英国继续统治，使城市笼罩在沉寂之中。娜丝姆问，既然没有人死去，火车为什么停驶。相比之下，阿丹明白其中的政治利害，并指出通过罗拉特法案是个错误。

抗议、救助与屠杀

全印停业号召并未始终保持和平。4月7日，商店和火车站关闭，但骚乱的人群冲破了这些场所。阿丹带着医疗包走上街头，为伤者治疗，随后回到酒店，衣服上沾着汞溴红。娜丝姆见状惊慌起来，试图替他清理；他则解释，那些红色污渍不是血迹。这一事件展现出他在动乱中救治他人的决心，即使他的行动令家人担忧。

几天后，尽管戒严当局禁止集会，人群仍涌向贾利安瓦拉园。阿丹告诉娜丝姆，那里可能会举行集会，军队也可能介入，随后便出了门。人们必须穿过两栋建筑之间的一条狭窄小巷才能进入园区。在他看来，集会气氛平和——一位演讲者向人群讲话，摊贩售卖食物，一群锡克教徒坐在一起用餐。

R. E.戴尔准将带着五十名士兵来到小巷，并在园区内列阵。阿丹鼻子里的痒意越来越强烈，最后一个喷嚏使他向前跌去。他的医疗包打开，物品散落一地；他在人群中挣扎时，枪击随即发生，人们倒在他身上。医疗包的搭扣在他胸口留下了一块久久未消的瘀痕。他打喷嚏并跌倒，因而离开了火线；这一身体意外最终成为他在屠杀中幸存的关键原因。

道路、离去与记忆

城市火车站也融入小说反复出现的旅程模式。阿米娜和艾哈迈德·西奈乘火车前往首都时，艾哈迈德把车厢门闩上，不让哀求着要进来的人进入。后来，萨利姆认出了那些声音和手势，并将之视为对自己未来的预示——他将成为紧抓着一列正在驶离的火车、请求获准上车的旅人。因此，阿姆利则属于一片更广阔的地理图景；在这幅图景中，火车车厢和门槛使排斥、迁移与身份变化跨越数代反复出现。

家人的旅程继续将私人生活的转折点与政治历史联系起来。6月4日，阿米娜和艾哈迈德乘“边疆邮车”离开，前往孟买；就在同一天，蒙巴顿宣布印度分治，并启动权力移交倒计时。许久之后，萨利姆回忆自己搭乘“萨巴尔马蒂号”抵达巴基斯坦；返回印度后，他又从贝拿勒斯乘火车向西行，再次重复早先请求进入车厢的话语。这些旅程使阿姆利则成为一幅由离去与归来构成的叙事地图的一部分，个人回忆在其中一次次与南亚次大陆的历史交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