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阿拉伯文印刷禁令

奥斯曼帝国阿拉伯文印刷禁令使控制书面知识传播成为政治权力的一部分。该禁令于1485年在巴耶济德二世统治下颁布，并于1515年由塞利姆一世加强，禁止穆斯林使用阿拉伯文印刷。后来限制虽有所放宽，却并未开放印刷自由——1727年艾哈迈德三世授权易卜拉欣·穆泰费里卡创办印刷所时，许可附带宗教和法律监督。这一事件说明，专制制度可能抵制其影响超出书页、进而挑战政治控制和精英知识支配权的技术。

禁令及其理由

1485年，巴耶济德二世明令禁止穆斯林使用阿拉伯文印刷；1515年，塞利姆一世加强了这一规定。这项限制与印刷机在西欧迅速普及形成对照。本书并未将奥斯曼帝国的禁令单纯视为不愿采用新技术，而是将其解释为专制且攫取性的政治秩序受自身利益驱动所作的选择。

书籍可以使思想更广泛地传播，并增加控制民众的难度。有些思想可能为促进经济增长提供新途径；另一些则可能挑战既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印刷也威胁到那些依靠控制口传知识建立影响力的人——一旦识字者都能接触书面知识，精英对知识的控制便可能削弱。本书认为，苏丹和宗教机构担心随之而来的创造性破坏，因此以禁令作为回应。

受监督的许可

这项限制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直到1727年艾哈迈德三世颁布敕令，允许穆泰费里卡创办印刷所。敕令将这一时刻描述为西方技术如新娘揭开面纱、此后不再隐藏之时。然而，欢迎的措辞伴随着严格限制——印刷书籍须由三名卡迪组成的小组校勘；卡迪是宗教学者和法律学者。

这种监督使许可成为有条件的授权，而非不受限制的准许。印刷所于1729年开始运营，但穆泰费里卡在1743年停止工作前只印刷了十七本书。他的家人继续这项事业，到1797年放弃时也只再印了七本。有限的产量表明，即使当局准许印刷，最初禁令的影响仍然持续——这项技术虽已出现，其使用仍受到限制。

识字率及更广泛的后果

印刷限制体现了奥斯曼地区与欧洲部分地区之间更广泛的差异。1800年，奥斯曼帝国的识字率估计仅为百分之二至三。在英格兰，相应比例为成年男性的百分之六十和成年女性的百分之四十；尼德兰和德国的识字率还要更高。即使是教育水平在欧洲国家中较低的葡萄牙，成年人口识字率估计也约为百分之二十。

禁令并非影响识字率的唯一因素，但本书将反对印刷与教育和经济成就方面的后果联系起来。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的书籍生产仍主要依靠抄写员复制现有书籍。十八世纪初，据称伊斯坦布尔有八万名这样的抄写员。手抄传统持续存在，而印刷所迟迟出现且受到严格监督，这凸显了制度分野之大。

政治制度与技术变革

印刷禁令是关于制度与创新这一更广泛论点的一个例证。政治和经济制度会影响社会是鼓励新技术，还是阻碍其传播；不同应对方式可能导致经济结果分化。英格兰鼓励商业、工业化和创业，而奥斯曼帝国及其他专制政权则因阻挠创新或未能促进创新而落后。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帝国崩溃之前，奥斯曼帝国一直维持专制统治。本书的分析认为，这种政治结构有助于解释为何印刷机及其所伴随的创造性破坏能够长期遭到反对。因此，禁令所象征的不只是技术采用延迟——它表明统治者和既得利益精英如何通过限制知识传播来维护权威，同时也限制了更广泛的识字普及和经济变革所需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