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茨在布赫疗养院崩溃并获得新生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

弗朗茨·比伯科夫在布赫安全病区的崩溃与转变,构成了小说中象征性的死亡与重生段落——他在羁押期间变得几乎完全没有反应后,被转送到疗养院的安全病区;医生的干预无法触及他,而他与死亡的寓言式相遇则将这场危机重新呈现为对其过往的清算。这一段落的结尾并非他恢复从前的自我,而是他获准离院,成为一个虚弱而改变了的人;他能够在柏林行走,不再像刚出狱时那样迷失方向。

转院与禁闭

警方发现弗朗茨在羁押期间身体僵直、毫无反应后,一名医生为他检查,随后他被送往莫阿比特监狱医院。在那里,工作人员同样无法得到他的回应。他连续两天拒绝进食后,被送到布赫安全病区观察。这次转院被呈现为必要之举,既因为他的状况严重,也因为当局需要弄清他究竟发生了什么。

起初,弗朗茨被安置在一间观察室里。几个星期来,他仅有的明显生命迹象是始终闭着眼、身体僵直地躺着,并且反复脱下衬衫。由于他不肯进食,工作人员便用管子喂他牛奶、鸡蛋和少量白兰地的混合物。他虚弱到一名护理员就能把他抱去洗澡。他有时会在那里发出声音并睁开眼睛,但工作人员无法理解他想表达什么。他从前体格强健,如今却无助无力,这种反差使他的崩溃显而易见,却仍令周围的人无法理解。

安全病区与收治未犯罪病人的建筑群彼此隔开。它坐落在开阔平坦的乡间,周围几乎没有树木或灌木遮挡风雨。这种隔离既为弗朗茨的禁闭提供了制度性的环境,也赋予其鲜明的物质背景——他被带离日常生活,安置在一个以观察、行动受限以及暴露于外界天气变化为特征的病区。

治疗与有争议的诊断

弗朗茨抗拒医生喂他。使用喂食管时,他试图把食物呕出来,使治疗变成一场争夺身体处置权的斗争。他日渐虚弱,工作人员仍继续干预——他们和他说话、检查脉搏、替他变换姿势,并给他注射咖啡因、樟脑、葡萄糖和盐水。他的抵抗并未被说成是他仅仅在装病的证据。相反,这一场景展现的是一名患者——试图控制他的人无法了解他的缘由,也无法触及他的真实状况。

医生们对如何解释他的状态,或明或暗地意见不一。他们都认为他处于木僵状态,但一些年轻医生认为病因可能在心理方面,并希望谈话能将他从封闭状态中引出。他们试着对他说话,仿佛他听得见,希望与他建立联系。这种办法失败后,一名实习医生安排对他的上身以及下颌和喉咙周围进行电刺激。资深医生对过分强调心理因素影响躯体疾病的解释持怀疑态度。因此,这一段落区分了医生观察到的现象与他们作出的推断——弗朗茨无法动弹是显而易见的,但其原因仍有争议;小说并未把医学权威描绘成一个意见统一、结论既定的声音。

与死亡相遇

在病区内,叙述从临床观察转向寓言式的对抗。死亡对弗朗茨说,他一生都在试图保全自己,而没有面对其经历所要求他正视的事情。这番话令人想起他此前的危机——奥托·吕德斯欺骗他后,弗朗茨借酒消愁并封闭自己;手臂受伤、生命受到威胁时,他逃开了,没有面对死亡的可能性。这场相遇由此将疗养院里的危机与他长期以来的退缩和自我保全模式联系起来,而不是把它呈现为一次孤立的病症。

这一幻象表现为反复的重击,以及奋力向前的挣扎。弗朗茨朝一架梯子爬去并大声喊叫;场景中不断重现的一切,使毁灭具有象征意味,而非构成医疗记录。旧弗朗茨仿佛被一点一点割除,但幻象中的身体仍在移动,仍然活着。在这一内在经历之外,守在他床边的人什么也听不见;他们检查他的反射和脉搏,只注意到他张开了嘴。可见的病人与幻象所呈现的磨难之间有着鲜明的区隔,使读者同时面对两种关于其痛苦的叙述。

弗朗茨的改变也成为一次对责任的清算。有一刻,他因痛苦而哭泣,也因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而落泪。后来,当奥托·吕德斯、莱因霍尔德、伊达和小米泽的形象浮现在他面前时,他承认自己有罪,曾像野兽和怪物一样行事。这些人物并非可以彼此替换——他们将弗朗茨过往中各不相同的伤害与关系带入病房,使这场危机既是对其伤人经历的面对,也是对死亡的恐惧。

小米泽与旧弗朗茨的终结

中午时分,小米泽出现在弗朗茨眼前,那是他记忆中她在街上和酒馆与他相会时的模样。弗朗茨请她留下时,她走近他,双手握住他的手并亲吻他。他求她留下来帮助自己,她却告诉他自己已经死了,无法留下。这次相遇让他的悲痛有了个人的形貌——在周围的制度化日常中,小米泽的出现将这场转变与那份已成为他最终危机核心的丧失联系起来。

小说将此事称为弗朗茨·比伯科夫之死;他从前是运输工人、窃贼、拉皮条者和杀人犯。这并不是说他先经历了另一次肉体死亡,随后再照常康复。相反,叙述将旧弗朗茨标记为已经终结,并将他与即将从床上起身的那个人区分开来。这种差异既体现在状况上,也体现在身份上——新人持有相同的身份证件,看起来也像弗朗茨,但叙述称他在另一个世界有另一个名字。因此,这场转变既不是简单的治愈,也不是恢复到他从前的生活。

获准离院并返回柏林

弗朗茨开始说话并能聚焦视线后,侦探和医生出于不同目的向他提问。侦探想了解他的过去以及与小米泽有关的案件;医生则想作出诊断。他得知莱因霍尔德已经被捕,却没有立刻向侦探讲述过去的事。医生最终认定他并非假装病情——先前关于紧张性木僵的可能性逐渐消退,他们将这场危机理解为心理创伤之后出现的类似昏迷的状态。

当被问及弗赖恩瓦尔德发生的事时,弗朗茨否认自己涉案,也没有指证莱因霍尔德。好几天里,他都无法提供不在场证明;开口后,他也只说出片段,并要求别人别来打扰他。他的沉默保留了对同伙忠诚的旧规矩,尽管他从前的自我已经被宣告终结。警方继续调查他过往的其他事情,包括他的手臂受伤一事,但这一段落的直接结尾是弗朗茨离开疗养院,而不是重新陷入对自己旧日经历的叙述。

离院时,他从存放处领回自己的物品。夹克上仍留有先前被警棍击打时留下的血迹;他不要假臂,把假发留了下来。警方警告他,离院后仍会对他进行监视。然而,在施泰丁火车站,建筑物不再像他刚从泰格尔监狱回来时那样,仿佛摇晃不定、随时会倒塌。他虚弱地缓慢行走,沿着因瓦利登街和阿克街朝布伦嫩街走去,经过黄色的市场大厅,平静地看着商店、房屋和行人。结尾将脆弱与一种微小却决定性的变化并置——弗朗茨并未恢复强健,但他重新能够置身于这座城市之中,不再寻求躲进阴暗的庭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