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瓦利耶事件中的苏联情报接触尝试

美国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

在谢瓦利埃事件中,向苏联索取科学信息的尝试始于一次简短的战时谈话,而非秘密资料的转移。哈康·谢瓦利埃向J.罗伯特·奥本海默提及一项源自乔治·C·埃尔滕顿和一名苏联情报人员的接触;奥本海默斥其为叛国行为并予以拒绝。然而,他没有立即报告这次接触,因为他认为可以将此事搁置,而不牵连一位亲密朋友。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在于拒绝与披露之间的间隔,也在于后来相互矛盾的说法使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谈话变得影响深远。

战时背景与接触

1942至1943年冬,奥本海默夫妇准备离开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时,邀请哈康·谢瓦利埃夫妇共进晚餐。两对夫妇是亲密朋友,这次相聚原本是一次安静的告别。J.罗伯特·奥本海默去厨房调制马提尼酒时,谢瓦利埃跟了过去,讲起他最近与共同熟人乔治·C·埃尔滕顿的一次谈话。埃尔滕顿是一名出生于英国、在壳牌开发公司工作的物理学家。

这次接触经过几个人的辗转而逐渐形成。埃尔滕顿告诉谢瓦利埃,苏联正在承受对纳粹德国作战的主要压力,并主张美国和苏联科学家应当合作。他说,彼得·伊万诺夫——埃尔滕顿认为此人是苏联驻圣弗朗西斯科总领事馆的一名秘书——曾询问伯克利实验室正在进行什么工作,以及埃尔滕顿是否认识能够接触奥本海默的人。实际上,伊万诺夫是一名苏联情报人员。据埃尔滕顿说,他犹豫之后同意联系谢瓦利埃,因为他认定当时无法通过通常的授权渠道办事,而且情况十分紧迫。

埃尔滕顿的说法是,他和谢瓦利埃随后商定应当接触奥本海默。他向谢瓦利埃保证,任何有用的信息都可以通过伊万诺夫安全传递。因此,这项提议并非只是讨论科学合作,而是涉及获取战时研究信息,并经由一名苏联联系人传递。埃尔滕顿后来告诉联邦调查局,伊万诺夫曾提到报酬问题,尽管没有说出具体金额,而且埃尔滕顿表示自己不想收钱。

奥本海默的拒绝

奥本海默的回应毫不含糊。根据谢瓦利埃、奥本海默和埃尔滕顿各自的说法,他愤怒地作出反应,称这项提议是叛国行为,并表示自己绝不参与。他没有被这样的说法说服——苏联是为了生存而战的美国盟国;他也不接受伯克利一些左翼圈子当时流行的主张,即华盛顿的反动派正在阻挠苏联理应得到的援助。在当时的谈话中,他拒绝提供科学信息。

接下来发生的事较为平静,也没有那么果断。谢瓦利埃坚持说,他只是转述埃尔滕顿的提议,让奥本海默知情;他否认自己充当索取信息的中间人。奥本海默对这次谈话的理解大致相同——这是一项已被他拒绝的提议,也是一个他可以搁置的死胡同。他认为谢瓦利埃充其量只是一个过于热心的理想主义者。他当时认为,立即报告这次接触会牵连一位亲密朋友。在那一刻选择不报告此事,并没有改变他拒绝提议的事实,但这意味着厨房里的谈话结束时,整件事并未就此了结。

调好马提尼酒后,两人回到妻子身边。谢瓦利埃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记得,他们只就那项提议交谈了几句,随后便继续当晚的聚会。两对夫妇翻看了一本法国菌物学书籍;凯瑟琳·奥本海默不久前买下了这本书,书中配有手绘兰花插图。之后他们便坐下来吃晚餐。平常的家庭场景与谈话主题形成鲜明反差——一个可能传递战时科学信息的渠道。依照此处记录的说法,这也说明当时双方都没有把这次交谈视为决定性的事件。

说法、调查与争议

厨房里究竟说了哪些话,已无从确知。两人都没有当时留下的笔记,书中的记述也明确表示,具体谈话内容仍不确定。他们后来对谢瓦利埃所扮演角色的描述出现分歧——谢瓦利埃说,他只是把埃尔滕顿的提议告知奥本海默,而不是代表埃尔滕顿索取信息。相反,埃尔滕顿告诉联邦调查局,他和谢瓦利埃曾商定接触奥本海默。这一区别会影响人们如何理解这次接触,尽管两种说法都承认同一结果——奥本海默拒绝了提议。

1946年,联邦调查局特工分别讯问两人时,不同小组协调了访谈、比较了回忆,并追查彼此不一致之处。最终陈述之间的差异仅限于细节。谢瓦利埃说,据他尽可能回忆,他没有向奥本海默提到埃尔滕顿的名字,尽管他在回忆录中记得自己曾提到这个名字。他还说,自己没有接触其他任何人索取辐射实验室的信息。埃尔滕顿的说法提到了其他伯克利科学家,但谢瓦利埃没有向讯问人员提及这些人的名字。因此,调查记录既保留了各方对奥本海默拒绝提议的共同说法,也留下了有关请求如何传到他耳边的未解分歧。

埃尔滕顿的说法还描述了遭到拒绝后发生的事——谢瓦利埃告诉他,已经不可能取得数据,而且奥本海默不赞成;随后,伊万诺夫也得到了同样的答复。埃尔滕顿说,伊万诺夫后来问他是否知道任何有关青霉素的消息。埃尔滕顿并不知道,但后来把伊万诺夫引向《自然》上的一篇文章。这次后续询问没有带来有关伯克利研究的信息,现存记述也没有迹象表明最初索取信息的尝试取得了成功。

意义与不确定性

这起事件后来被称为谢瓦利埃事件,但其意义既不能简化为一次成功的情报行动,也不能归结为一场无伤大雅的误会。此处呈现的证据表明,一项向苏联传递科学信息的提议传到了奥本海默那里,他拒绝了提议,也没有立即通知当局。证据还表明,参与者后来对谢瓦利埃究竟只是转述提议,还是曾与埃尔滕顿商定接触奥本海默,存在不同说法。这些事实并存,并未汇聚成一个毫无争议的单一版本。

当时的情形有助于解释,为何奥本海默本人认为,拒绝并未使事情就此结束——他把这次接触视为一项已经制止的提议,并担心报告此事会牵连一位他认为是理想主义者的朋友。但这一判断在拒绝请求与报告请求曾经提出之间,留下了一道影响深远的界线。后来联邦调查局的访谈经过协调讯问,却仍存在细微出入,使这起事件成为既记录了拒绝、也留下了不确定性的档案。事情始于一场告别晚餐,却始终伴随着奥本海默的一生;并非因为他传递了信息,而是因为他回应这项索取时,也作出了决定——哪些事情要留在自己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