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AC对伯克利放射实验室的原子间谍调查

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于1949年对加州大学辐射实验室原子间谍指控展开调查，将审查范围从一名涉嫌间谍扩大到一群因求学经历、政治活动和监视而有所关联的物理学家。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四名前学生被传唤，奥本海默本人也被要求作证。调查的关键在于一个棘手的区分——调查人员从监视中推测自己知道什么、证人会在公开场合说什么，以及哪些内容能够通过可采纳的证据得到证实。

背景与调查对象

1949年春，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通常简称非美活动委员会）对加州大学辐射实验室涉嫌原子间谍活动一事展开大规模调查。被传唤的四名前学生是戴维·玻姆、乔瓦尼·罗西·洛马尼茨、马克斯·弗里德曼和约瑟夫·温伯格。委员会关注温伯格，部分原因是1943年的一项窃听记录捕捉到他与史蒂夫·纳尔逊谈论原子弹。

委员会的律师明白，这项窃听是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行的，无法经受住法庭审查。这造成了程序上的两难——他们认为被截获的谈话牵涉温伯格，却不能直接用它来证明指控。4月26日，非美活动委员会安排温伯格与纳尔逊当面对质。温伯格否认自己曾见过纳尔逊。律师们认为温伯格作了伪证，但若不依赖窃听记录，要证实这一说法似乎很困难。因此，他们转而寻求玻姆、弗里德曼和洛马尼茨的证词，以加强案件。

学生与作证压力

玻姆不确定是否应该作证；如果作证，又不确定是否应该谈及朋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劝他拒绝作证，即使这意味着要坐牢。玻姆不愿援引第五修正案——他认为，既然加入共产党并不违法，就没有什么事情会使他因作证而自证其罪。他最初倾向于谈论自己的政治活动，同时拒绝就他人作证。

得知洛马尼茨也被传唤后，玻姆联系了在纳什维尔任教的洛马尼茨。战后，洛马尼茨一直难以找到稳定工作；每当他得到一份像样的工作，联邦调查局就会告诉雇主他是共产党员，随后他便会失去职位。尽管处境如此不稳定，他还是前往普林斯顿看望玻姆。这项调查的影响因此延伸到了听证室之外——政府的审查早已影响到一名证人的职业处境，而这名证人正是委员会试图讯问的对象之一。

奥本海默与学生相遇及其作证

洛马尼茨到达后不久，他和玻姆正沿着纳骚街散步，奥本海默从一家理发店走了出来。奥本海默已有多年未见洛马尼茨，但两人一直保持联系。在1945年的一封信中，奥本海默曾劝他在艰难时期坚持下去，并邀请他有能力时前来拜访。此时，玻姆和洛马尼茨向他说明了传票一事，以及他们对如何应对感到犹豫。据洛马尼茨回忆，奥本海默变得激动起来，惊呼道：“我的天哪，一切都完了。非美活动委员会里有联邦调查局的人。”洛马尼茨觉得他的反应“近乎妄想”。

奥本海默有理由感到惊慌——他自己也收到了传票。他知道，委员会成员、伊利诺伊州众议员哈罗德·维尔德以前曾在联邦调查局工作，并在战时调查过加州大学辐射实验室。奥本海默后来把他与这些前学生的相遇描述为一次短暂的谈话，只有两分钟；他当时劝他们说实话，并记得他们回答说不会撒谎。洛马尼茨关于奥本海默惊慌反应的叙述，则呈现出更尖锐、更焦虑的会面情景，使这次相遇的实际气氛与奥本海默后来简短压缩的描述显得不一致。

6月7日，奥本海默在六名国会议员面前出席闭门行政会议。他名义上是以原子能委员会科学总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出席，但讯问重点是涉嫌原子间谍，而非核武器政策。由于心怀不安，他决定不带私人律师，而是带上约瑟夫·沃尔佩，并将他介绍为原子能委员会总法律顾问。第一个问题是，奥本海默是否知道辐射实验室的科学家中存在一个共产党小组。他否认知道有这样的小组。被问及前学生的政治立场时，他说战前并不知道温伯格是共产党员，并称温伯格战后表达的观点不符合共产党的路线。在持续两小时的会议中，奥本海默配合调查，也坦率作答。

证词与调查的局限

玻姆在5月和6月先后两次向非美活动委员会作证。在公民自由律师克利福德·达尔的建议下，他拒绝配合调查，并援引第一和第五修正案。普林斯顿大学暂时发表声明支持他。他的立场反映了自一开始便令他困扰的区分——他可以认为自己的政治活动不足以构成刑事责任的依据，同时仍然拒绝应要求就他人作证。

在这一连串事件中，调查的证据困境始终显而易见。委员会的律师认为温伯格说了谎，但促使他们产生怀疑的窃听记录无法在法庭上使用；他们转而寻求其他证人，而这些证人则面临暴露朋友和政治交往的风险。奥本海默本人出席作证，使调查范围延伸到一位资深科学顾问，但他的证词并未消除怀疑、监视与证明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对这场调查的叙述中，其特点与其说是得出了明确的公开结论，不如说是它给证人施加的压力，以及现有证据究竟能够证实什么所伴随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