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奥本海默加入美国共产党

弗兰克·奥本海默加入美国共产党，源于他深信科学工作无法使自己置身于周围的经济困苦和种族不公之外。1937年，他与妻子杰姬一同入党，并参与了帕萨迪纳市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组织工作。与兄长罗伯特不同，弗兰克正式加入了共产党；与许多专业人士党员不同，他没有隐瞒这一身份。他的政治独立性、日常行动主义以及与罗伯特的亲密关系，后来都因罗伯特的公众生活引人注目而变得模糊不清。

背景与决定

杰姬早已形成鲜明的政治认同——她在伯克利读本科时加入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后来又在洛杉矶为共产党报纸工作了一年。弗兰克本人的政治同情则始于更早时期。他在高中时就对左翼事业产生兴趣，尽管不喜欢毫无结果的政治空谈。访问德国后，他对法西斯主义的反应变得更加强烈；在那里，他看到一个在他看来腐败的社会，也从亲属那里听说阿道夫·希特勒治下的迫害。他开始倾向于支持那些会采取行动对抗这一威胁的团体。

1936年秋天回到加利福尼亚后，弗兰克对农场工人和黑人居民的困苦处境深受触动。大萧条曾经似乎与物理学家的关切相距甚远，此时却让他无法回避社会问题。他开始研究劳工史，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随之而来的选择并非只是延续杰姬的政治立场——弗兰克对经济苦难的亲身体验以及他对法西斯主义的回应，共同促成了他加入共产党的决定。

1937年初，这对夫妇在当地共产党报纸《人民世界》上看到一张入党申请券。弗兰克剪下申请券寄了出去。几个月内，共产党一直没有答复。终于回复时，共产党要求他像许多专业人士一样，提供真实姓名和另一个名字。弗兰克认为这一要求荒唐可笑。他提供了“福尔瑟姆”这个名字，取自加利福尼亚的一所监狱，但实际上从未使用过。1937年他的党员证编号是56385。那张绿色党员证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被藏起来；有一次，他把它落在送去洗衣店的衬衫口袋里，取回衬衫时，党员证被完好地装在一个信封里。

组织工作与政治活动

弗兰克和杰姬最初加入了帕萨迪纳市的一个街区小组，成员包括附近居民，其中有贫困和失业的黑人。小组人数时多时少，大约从十人到三十人不等。会议定期举行，并对外开放；共产党人和工人联盟等罗斯福新政组织的成员会一同参加。弗兰克发现小组讨论多于行动，而它的努力所受的局限，在争取开放市立游泳池的运动中显而易见。黑人居民只被允许在星期三下午和晚上入池，随后游泳池会在星期四早晨排空。尽管小组试图改变这项政策，种族隔离仍然存在。

后来，弗兰克同意协助在加州理工学院建立共产党小组；杰姬则在留在帕萨迪纳市小组一段时间后加入了该校小组。他们招募了大约十人，其中包括研究生同学弗兰克·K·马利纳、西德尼·温鲍姆和钱学森。与公开活动的街区小组不同，校园小组秘密运作。只有弗兰克仍公开承认自己与共产党有关联；其他人担心身份曝光会让他们丢掉工作。这种对比体现了围绕他政治生活的不同压力——即使同事们选择隐瞒，他仍接受公开表明政治归属所带来的风险。

他的党员身份并未取代他的科学事业，也没有耗尽他的兴趣。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从事β射线光谱学研究，前途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学术生涯起点。他也积极参与东湾教师工会和消费者联盟的活动，并支持加利福尼亚州流动农场工人的事业。他的政治活动既可以是游泳池运动那样务实而地方性的，也可以是文化性的——他在帕萨迪纳市举办长笛独奏音乐会，由露丝·托尔曼钢琴伴奏，所得款项捐给西班牙共和国。他的工作、政治和音乐彼此并存，并未合为单一的公众身份。

家庭、独立性与后来的意义

弗兰克加入共产党的决定成为他与罗伯特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焦点。入党后不久，弗兰克开车前往伯克利，在兄长家过夜，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罗伯特后来表示自己很不高兴，但没有具体说明原因。他并不认为1937年加入共产党是什么重罪或可耻之事，却知道加利福尼亚大学校方敌视共产党成员。弗兰克当时正努力在没有终身教职保障的情况下建立学术事业，罗伯特或许担心弟弟行事鲁莽，或受杰姬影响。无论他忧虑的确切根源是什么，罗伯特都没有类似的冲动，不会把正式入党视为原则问题。与之相反，弗兰克选择了这项承诺，即使这违背了兄长的劝告。

这一选择也属于一个时代背景——许多关心经济正义的美国人，包括罗斯福新政自由派，都对共产主义运动抱有同情。弗兰克将自己的政治立场视为美国长期抗议与改革传统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效忠于外国模式。这一背景并不能抹去他个人信念与共产党组织之间的区别——在帕萨迪纳市，他亲身感受到地方行动主义的实际局限；在加州理工学院，对保密的需求则反映出专业人士所处的脆弱境地。

1943年，一名匿名同事告诉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弗兰克追随罗伯特的政治路线。这种说法大体上是错误的——弗兰克是独立入党的，而且是在罗伯特劝阻的情况下加入的。不过，同一名线人仍然看出了兄弟二人关系亲密，并认为他们都忠于国家。无论罗伯特是否曾引导弗兰克的选择，两人的亲密关系都使弗兰克的决定对罗伯特产生了影响。随着罗伯特的声望日益提高，他无法完全使弟弟免受因自己声名而来的审查。因此，弗兰克的党员身份有双重意义——它标志着他试图形成独立的政治身份，也成为更广泛的家庭史的一部分，而人们后来正是通过这段家庭史来解读罗伯特的各种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