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能委员会总咨询委员会反对氢弹速建计划

美国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

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反对热核武器速建计划,是对这样一种假设的挑战——建造尽可能强大的武器,就会自动让美国更加安全。1949年10月,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上,J.罗伯特·奥本海默和委员会其他成员不仅把拟议中的热核武器视为技术项目,也将其看作一项政治与道德抉择。他们的报告反对加速研制计划,警告说这种武器可能威胁美国安全,并提出了另一种威慑理念——为明确的军事目的保有足够的力量,而不是无止境地竞逐破坏力。

十月会议及其面临的各种压力

1949年10月28日星期五下午两点,奥本海默在宪法大道上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会议室里,召集了委员会自1947年1月以来的第十八次会议。讨论持续了三天。出席成员包括伊西多·艾萨克·拉比、恩里科·费米、詹姆斯·科南特、奥利弗·巴克利、李·杜布里奇、哈特利·罗以及西里尔·斯坦利·史密斯,奥本海默也在其中。他们听取了包括乔治·F·凯南和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在内的专家证词;委员会的刘易斯·施特劳斯、戈登·迪恩和戴维·利连索尔也参加了部分会议。未能出席的委员会成员格伦·西博格寄来一封信,说明自己虽不情愿,却倾向于认为国家或许不得不研制这种武器。奥本海默在会议开始前把信展示给其他成员,而没有隐瞒这场讨论中一项重要的保留意见。

讨论所处的政治压力显而易见。苏联取得的成就使杜鲁门政府不得不显得决心采取回应,而超级炸弹的支持者则力促迅速行动。利连索尔曾形容欧内斯特·劳伦斯和其他倡导者对这一前景热切期待,仿佛根本没有什么需要考虑。面对这种紧迫感,委员会仍花时间听取各方论点并评估后果。奥本海默一开始没有宣布自己的立场,而是先让成员们依次发言;杜布里奇后来回忆说,所有人表达的都是反对意见。奥本海默的克制很重要——这项建议是作为委员会的共同判断形成的,而不只是主席表明的偏好。

这既是道德问题,也是技术问题

讨论并未把超级炸弹视为仅凭工程估算就能解决的问题。詹姆斯·科南特从道德立场反对研制,并主张不同武器带来的道德后果程度各异。巴克利提出原子弹与热核武器之间不存在道德区别时,科南特表示反对。他还提出,正在考虑研制这种武器这一事实能否解密,从而将政策辩论与公众能否对其作出判断联系起来。施特劳斯则指出,决策权属于华盛顿,而非由民众投票决定;科南特回应说,这项政策能否持久,将取决于国家如何看待其中的道德问题。

成员们还审视了速建计划缺乏确定性的技术依据。他们评估认为,科学与技术方面的努力至多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研制出超级炸弹。因此,报告把关于可行性的实际论据与更广泛的责任主张结合起来——曼哈顿计划的资深参与者不能把一种足以毁灭生命的武器当作其后果不属于政策决策范围的事物。战争期间,他们曾在全面战争、且政府决意使用原子弹的背景下参与制造这种武器。1949年,美国并未处于战争状态,而苏联的成功则开启了军备竞赛一个新的危险阶段。委员会得出结论,道德考量应与军事和技术评估并列。

奥本海默以直截了当的措辞表达了其中关乎人命的利害:“使用这种武器将造成无数人的生命毁灭。”他认为,这种武器不可能只用于摧毁物质设施,还会使消灭平民人口的政策比原子弹所造成的情况更加严重。规模上的对比凸显了这一点。广岛原子弹的威力为一万五千吨梯恩梯当量,而可行的热核武器爆炸威力可能达到一亿吨。它能够摧毁一百五十至一千平方英里,甚至更大的区域。委员会评估认为,这种武器可能成为种族灭绝武器;即便不被使用,它出现在美国核武库中,也可能使其他国家相信美国考虑发动末日浩劫。多数成员警告说,它造成的心理影响可能不利于美国利益。

建议——克制与核力量充足论

到星期日清晨,出席的八名委员会成员都基于科学、技术和道德理由反对速建计划。拉比和费米在表达反对意见时附带提出一项建议——美国应邀请其他国家承诺不研制这种武器。奥本海默曾考虑加入这一保留意见,但他与委员会多数成员最终仍建议不要加速研制,因为他们认为超级炸弹既非威慑所必需,也无益于美国安全。奥本海默代表多数成员撰写报告,主张这种武器绝不应制造;如果不展示其可行性,人类会过得更好。

报告还回应了苏联可能率先研制出超级炸弹的情况。这种武器在研制过程中必须进行试验,而试验会被发现。按照委员会的推理,美国的速建计划不会阻止苏联的研制行动;如果苏联使用这种武器,美国现有的原子弹储备足以实施同样有效的报复。由此,报告否定了这样一种看法——威慑的唯一途径就是匹配苏联所有可能拥有的武器。报告认为,美国可以转而增加可裂变材料的产量,用于制造规模较小的战术原子武器。这些武器若与西欧的常规部队配合,相比能够摧毁整座城市的热核武器,或许能对入侵形成更可信的威慑。

这一建议预示了核力量充足论的理念——核武库的规模应服务于具体战略任务,而不是为了积累而不断扩张。委员会并未主张核武器毫无军事作用,而是区分了两种力量——一种武器威力过大,以至于合法目标显得微不足道;另一种规模较小,旨在支持特定战区的防御。因此,委员会提出的替代方案既包含对超级炸弹的克制,也包含一项积极、但仍以核武器为基础的军事计划。委员会还希望,拒绝制造这种武器或许能重新开启与苏联的军备控制谈判。

表决与不断扩大的争端

奥本海默对讨论过程感到满意,不过他的秘书凯瑟琳·拉塞尔打完报告后预言,麻烦就要来了。11月9日,委员会成员以三票对两票通过了总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利连索尔、派克和斯迈思反对速建计划;施特劳斯和迪恩则支持。微弱多数的表决使委员会的立场获得了机构层面的支持,但并未解决这一问题。奥本海默起初以为这场争论已经胜出。不久之后,热核武器的倡导者发起反攻,华盛顿官员则以末日浩劫般的论调回应报告,主张应赶在苏联之前制造这种武器。这一事件加深了军备竞赛支持者与军备控制倡导者之间的分歧。

这份报告的战略逻辑也包含一种后来争论所揭示的矛盾。奥本海默偏好战术武器,是想以此替代摧毁城市以及空军的大规模、持续攻击战略计划。然而,在1951年的Project Vista报告及巴黎简报报告中,他把战术原子武器描述为协助作战部队取得军事胜利的手段。这种把核武器重新带回战场的做法,也可能使实际使用核武器变得更有可能,并有把局部军事冲突升级为更大规模核交战的风险。因此,他反对热核武器速建计划,并不等于简单地拒绝核武力——他的目标是限制种族灭绝式战争,但所提出的替代方案仍未解决局势升级的危险。克制与可用于战场的武器之间的这一冲突,赋予了委员会立场持久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