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能委员会撤销奥本海默安全许可
美国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撤销奥本海默安全许可,是一场安全审查程序的决定性结果;在这场程序中,他的政治交往和对核政策的反对成为将他排除在政府工作之外的理由。委员会1954年6月的决定区分了忠诚与安全风险——委员会以四比一认定奥本海默忠诚,却又以四比一表决认定他仍构成风险。他的安全许可在到期前一天被撤销。这一结果使他失去接触政府机密的权限,也使人们无法回避对这场程序的公正性及其政治含义进行公开审视。
从反对核政策到安全指控
此案的政策背景是奥本海默反对仓促研制热核武器。1949年,他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认为,一种能够摧毁大片区域的武器可能成为种族灭绝武器,即使不使用也会损害美国利益,而且无法阻止苏联。他们主张绝不制造超级炸弹,并提出了替代方案,包括为较小型战术武器增加更多裂变材料。1949年11月,委员会以三比二通过表决认可了该委员会的建议,但奥本海默的反对后来成为针对他的案件的一部分。
1953年圣诞夜送达奥本海默的委员会正式指控,将他早年与共产主义者的交往及切瓦利埃事件相关指控,与他曾说服科学家不参与氢弹研究、拖延其研制进度的说法合并在一起。格罗夫斯将军和委员会此前已审查并不予采信其中大部分旧事,而且多次续发他的安全许可。新加入的政策反对意见,将对超级炸弹的分歧转化为安全问题。本书将此事描述为政治性指控,而非为法庭审理而精确定义的狭义指控——奥本海默将由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施特劳斯任命的安全审查小组裁定。
权限不平等的听证会
这场审查是在有利于政府的条件下进行的。施特劳斯每天都会收到联邦调查局关于奥本海默行踪以及他与律师谈话内容的摘要,而辩护方无法查阅联邦调查局档案中的部分材料。奥本海默的律师劳埃德·加里森为自己和赫伯特·马克斯申请安全许可时,施特劳斯拒绝了马克斯的申请。于是,加里森主张辩护团队要么全体获准,要么无人获准。与此同时,委员会审查小组花了一周时间研究联邦调查局的原始档案,委员会检察官在场引导其审查;委员会却拒绝加里森以同样方式到场或查阅材料。
格雷委员会的建议并非最终决定。施特劳斯担心委员们会否决该建议,尤其是埃文斯博士提出了反对意见。因此,委员会总经理肯尼斯·尼科尔斯给委员们写了一封信,提出超出审查小组调查结论的论点,称奥本海默除了没有名义之外,实际上就是一名共产党员。奥本海默的律师并不知道这封信的存在,也未获准对此发表评论。信中还提出一种新说法,称奥本海默撒谎是为了保护他的兄弟;然而,本书指出,这种说法几乎没有证据支持,格雷委员会也从未提出过。
施特劳斯还对委员会的审议施加了影响。他以丰盛的午餐款待委员,并与支持恢复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亨利·德沃尔夫·史密斯讨论可能的私营部门就业机会。尤金·扎克特起初倾向于认定奥本海默无罪,最终却加入了多数派;书中称,他即将离开委员会转入私人执业,以及施特劳斯随后将法律业务转交给他,都令人对这一立场转变的缘由产生疑虑。史密斯在时间极其紧迫的情况下撰写反对意见,与幕僚助理菲利普·法利一起研读《格雷报告》和听证会记录。在提交期限前一晚,史密斯看见屋外停着一辆车,车上有两名男子盯着屋子;他怀疑这是恐吓行为,但书中没有确认是谁派他们来的。
分歧判决及其依据
委员会于1954年6月29日公布意见。四名委员认定奥本海默忠诚,另有四名委员认定他构成安全风险;在安全问题上,史密斯是唯一提出异议的委员。多数派公布的理由不再以氢弹争议为核心,尽管该争议在格雷委员会的建议中占据重要位置。相反,决定强调了所谓奥本海默的“根本性格缺陷”,尤其是切瓦利埃事件以及他早年与共产党员学生的交往。决定指责他把自己置于适用于他人的规则之外,并对安全义务表现出漠视。
这项分歧裁定不只是简单宣告他不忠。奥本海默并未被正式认定为不忠,但认定他构成安全风险已足以剥夺他的接触权限。因此,这一结果保留了效忠与委员会对可信度的判断之间的区别,同时将裁定在现实中的负担完全落到了他身上。戴维·利连索尔记录了自己对奥本海默所受裁定的震惊,也对该裁定所暗示的、明智的公职人员应具备何种品质这一判断感到不安。
公众反响与更广泛的意义
施特劳斯安排出版听证会记录——约三千页打字稿——尽管他曾承诺证人的证词将予以保密。最终出版的卷册近七十五万字,共九百九十三页,其中包含委员会工作人员为记者选取的证词。保守派刊物为奥本海默的垮台喝彩,一些国会议员在众议院宣布决定时鼓掌。然而,这场公开报道也暴露了听证会的审讯式性质。听证会记录后来损害了施特劳斯的声誉和政府生涯。
这项裁定加剧了事态反响,而非终结争议。二百八十二名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签署了一封为奥本海默辩护的信,全国另有一千一百多名科学家和学者签署了另一份抗议书。他的公众形象随之改变——除了以原子弹之父而闻名,他还成为一位被公开打上殉道者印记的科学家。在科学界,此案带来的影响不止于他个人能否接触机密工作。本书将此案视为一个转折点——科学家仍可就范围狭窄的技术问题向政府提供建议,但若挑战政府的军事政策,就可能失去担任政府顾问的资格。因此,撤销安全许可既是对个人的惩罚,也是对科学异议所受限制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