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与巴塔耶的思想关系

视差之见

本书将雅克·拉康和乔治·巴塔耶呈现为围绕神圣、禁令与不可能的过度之诱惑相遇的思想家,但并未将他们之间的亲缘性视为一种已经定论的综合。巴塔耶的越界论述有助于阐明拉康伦理学研讨班中危险的一面——超越以普通快乐为导向的生活的欲望,似乎许诺了真实性,却也可能使人沉浸于压倒性的享乐之中。决定性的区别在于——过度是否仍受制于它所违犯的法律,抑或法律本身被理解为一种动摇普通生活的破坏性力量。

过度的共同词汇

比较从本书讨论的拉康伦理格言——不要对欲望妥协——开始。本书将它与巴塔耶关于思考至极限的呼吁并置;在那个极限处,看似对立的状态彼此靠近——痛苦与狂喜、情色享乐与死亡、圣洁与消融。巴塔耶关于情色的写作,包括其中对极端苦难意象的运用,便是检验经验限度这一努力的例子。比较的要点并不是说两位思想家简单地建议采取相同的行为,而是他们各自都面对着将极端性等同于真理的诱惑。

他们对神圣的概念似乎也趋于交汇。巴塔耶的神圣与受诅咒领域,被拿来与拉康在讨论安提戈涅时关联于阿忒的领域相比较。本书将巴塔耶关于同质性——交换秩序——与异质性——无限耗费秩序——的区分,与拉康关于象征性交换和创伤性遭遇真实界的区分联系起来。巴塔耶将异质现实描述为力量或震撼,这进一步凸显了二者的相似之处——在这两套理论中,过度都会打断一个由稳定交换组织起来的世界。比较还提到,巴塔耶将放荡的女人提升至神圣地位,而拉康则声称女人是上帝的诸种名称之一。这些被呈现为出人意料的回响,并非概念完全相同的证据。

拉康的伦理学研讨班与巴塔耶的《情色》在时间上的接近,被视为一种意味深长的巧合。本书提出二者的重合是否暗示着不止于巧合,却没有确立直接的因果影响。它着重指出的是,两套思想如何能够围绕神圣、耗费、越界和象征秩序的限度而被紧密地并读。

禁令与越界

巴塔耶的立场尤其重要,因为他认识到越界依赖于禁令。他反对这样的观念——性方面的宽容,或对性禁忌的忽视,本身就能解决性失序问题。在他的论述中,若不考虑禁令,人类潜能便无法想象。本书由此引出一个结论——越界并非只是废除界限,而是从它所跨越的界限中取得意义。

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在巴塔耶关于犯罪与惩罚的论述中表现得最为鲜明。按照巴塔耶的说法,罪犯可能希望以死亡作为犯罪的回应,使制裁完成犯罪所开启的过程。其结果是一个封闭回路——违犯寻求法律的确认。巴塔耶反复强调系统与过度都不可或缺,这抓住了这一结构——过度并非简单地与秩序对立、立于秩序之外,而仍然依赖它所扰乱的秩序。

同样的张力也塑造了巴塔耶对革命的回应。他受到革命性过度的吸引,却担心革命会被收编进一种新秩序,而且这种秩序可能比它所取代的资本主义秩序更加同质化。政治断裂许诺了陶醉;此后,世界可能重塑自身,并以另一种形式带来压迫。本书将这一忧虑与巴塔耶对共产主义的反对联系起来,也联系到他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趣——他将两者都视为生命对抗民主表象的过度。这种关联并不意味着赞同任何一种政治运动;它表明,对极端的追求在政治上可能具有歧义,也容易再次遭到收编。

拉康的伦理僵局

因此,本书质疑将拉康《精神分析的伦理学》解读为对其成熟立场的直截了当陈述。它反而把研讨班描述为一个陷入僵局的时刻——在此,拉康接近一种熟悉的对真实界的激情——要求抵达极限,进入令人恐惧的阿忒领域,并拒绝妥协。本书强调,拉康在后期著作中不再使用那条关于欲望的格言。它的特殊地位十分重要,因为这条格言可以被理解为邀请人经历一种极端经验,而这种经验的伦理意义仍不确定。

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纯粹欲望与原初享乐的关系中。拒绝对欲望妥协的主体,似乎跨越了为商品效力的社会世界;然而,这一姿态或许很难与消失在享乐深渊之中区分开来。本书指出,这正是拉康“康德与萨德”这一表述所命名的问题——它不是一种凯旋式解决方案,不是萨德简单地揭示了康德的真理,而是一种令人尴尬的困难,伦理学研讨班并未充分解决它。与巴塔耶的相似之处让这一困难更加显著,因为对不可能之物的追求,既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伦理立场,也可以被解释为向享乐的极端屈服。

在研讨班内部,对法律与欲望的论述发生了转变。在第四章中,拉康遵循一种越界模式——禁令产生了违犯禁令的欲望。后来,在研讨班接近尾声时,他转向康德式公式,其中道德法则与纯粹欲望直接同一。这一转变标示出它与巴塔耶已确立的辩证法之间的关键区别——对巴塔耶而言,越界欲望仍由禁令产生;而康德式的可能性则使法律本身成为一种过度,打碎普通的、以快乐为导向的生活的稳定性。本书认为,拉康在这一区别上摇摆不定,而没有将其彻底解决。

从越界回路到驱力

走出僵局的建议来自拉康后期关于享乐的论述,尤其是本书将其与第二十三研讨班及奇耶萨的解读联系起来的部分。象征界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实质性的享乐之物。享乐并非某种只待足够极端的行为去抵达的终极实体;它是在一种反复错过目标的运动中产生的。它的快乐就在于这种反复的失败本身。

这一论述改变了与巴塔耶比较的意义。如果享乐依赖于禁令及对禁令的违犯,主体便可能陷入巴塔耶所描述的那个回路——越界需要法律来维持自身意义。反之,如果通过驱力反复未能抵达目标来理解享乐,答案就不是最终进入无限满足。驱力指的是围绕目标的重复循环。按照这种解读,拉康的“康德与萨德”并未消解纯粹欲望与原初享乐之间的张力;它所命名的是一种构成欲望的僵局,而驱力则是可能的出路。

这种对照赋予了二者关系以批判性的轮廓。巴塔耶明确揭示过度对禁令的依赖,并看到了革命性过度再次被新秩序圈定的风险。正如本书在此所呈现的,拉康后期理论则将关注点从想象中的越界完成,转向其反复失败的结构。因此,这种比较揭示了对不可能之物的激情既有力量,也有局限——它能够动摇普通交换的世界,但仅凭极端性,无法保证摆脱法律,也无法保证摆脱法律所帮助组织起来的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