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尼托·墨索里尼
门格勒的消失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呈现重点不在其私人生活,而在于他塑造的政治形象,以及这一形象对胡安·庇隆产生的影响。对庇隆而言,墨索里尼体现了一位能够使分裂的国家团结在宏大历史目标之下的领袖。叙述随后将这种许诺与败亡相对照——墨索里尼的政权垮台,而庇隆设想由阿根廷取代战败的欧洲强国。墨索里尼的重要性体现在双重角色上——他既是政治抱负的楷模,也是这一模式在历史上能否成功的警示。
政治形象与影响
庇隆对墨索里尼的着迷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当时意大利领导人的崛起使意大利成为备受关注的对象。庇隆收听墨索里尼在阿根廷电台上的广播,也去电影院观看有关他的影片。叙述将这种吸引力呈现为不只是对一位外国领导人的兴趣——在庇隆眼中,墨索里尼仿佛是一位天佑之人,能够拯救一个国家,并打破既定的历史轨迹。领袖引人注目的公众形象,是这种吸引力的核心。
这一形象成为庇隆政治教育的一部分。1939年,研读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与战争理论后,庇隆前往意大利,并在阿根廷驻罗马大使馆担任武官。他花了两年时间旅行、学习和做笔记。他将所见解读为一场大众政治的历史实验——在庇隆看来,墨索里尼已将分散的力量团结在国家社会主义周围。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参战之际,庇隆观看墨索里尼在俯瞰威尼斯广场的阳台上向一大群人演讲。这一场面将政治奇观与政治教诲结合起来——领袖的公共权威,仿佛使庇隆正在研究的国家计划有了可见的形态。
转化为庇隆主义的政治楷模
墨索里尼的榜样影响了庇隆自己的政治纲领,但并未简单地决定这一纲领。回到阿根廷后,庇隆将法西斯意大利与纳粹德国描述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外的选择,并把美国与苏联说成是联手对抗这一潜在第三力量的国家。他后来倡导的国家、社会与基督教团结,也同样承诺超越他所反对的对立政治体系。叙述通过庇隆的思想与抱负呈现两者之间的联系;它并未断言这两个政权完全相同。
庇隆的国内计划赋予这些抱负鲜明的阿根廷特色。他承诺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并推动工业与审美革命;在阿根廷总工会的支持下扩展公共服务,并将战略部门纳入国家控制。埃娃·庇隆通过帮助穷人以及在欢呼的人群面前露面,使这一运动的号召力转化为公共影响力。与此同时,庇隆主义统治加强了对大学、新闻界和国家机构的控制。这种对照关系对于叙述中墨索里尼的定位至关重要——他的榜样属于庇隆对国家权力集中的构想,而庇隆的政治话语则将这种抱负重新表述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大众妥协。
战败与阿根廷的抱负
德国和意大利战败,并未使庇隆放弃阿根廷成为大国的可能性。相反,他设想阿根廷或许可以占据墨索里尼与希特勒未能取得的地位。他预期苏联与美国会在未来的一场原子战争中彼此毁灭,并推想阿根廷可能成为最终胜出的决定性力量。叙述将此视为庇隆宏大历史想象的延伸——战败为继承者提供了机会,而不是放弃计划的理由。
阿根廷在战后接纳数以千计的纳粹分子、法西斯主义者和合作者,也属于这一更广泛的抱负。庇隆政府向军人及专业人士开放国门,其中包括工程师、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医生,公开宣称的目的是协助建设水坝、导弹和核电站。叙述并未将这场迁徙描写成由墨索里尼主导。相反,这些人的到来表明,阿根廷计划如何利用败亡的欧洲政权留下的人力与专长;庇隆曾研究过这些政权的政治榜样。
法西斯声望的余波
墨索里尼的影响以间接方式继续存在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前法西斯主义者与纳粹流亡者的社交圈中。在这些人的聚会里,过去仍是身份认同与政治交往的根源,但叙述也标示出他们地位的衰落。墨索里尼的儿子进入纺织业,而其他前法西斯人物则被描述为孤立无援,或沉溺于个人生活的衰败之中。贝当元帅逝世的消息传来时,前合作者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座大教堂守夜。这些事例将墨索里尼的遗产置于一个仍回望过去的社群之中,尽管其成员谈论的是德国的未来。
这一余波凸显了墨索里尼形象的用途与那些和他所处时代相关之人的命运之间的差别。庇隆将法西斯意大利的榜样转化为面向未来的国家抱负;流亡中的旧欧洲政治圈则显得只是一个残余。叙述反复呈现的对照,是宏大历史变革的许诺,与那些曾自称体现这种变革的人如今妥协而衰微的生活之间的落差。
叙事意义
墨索里尼是观察政治思想跨越国界传播的一扇窗口。叙述追随庇隆的历程——从收听意大利领导人的演讲,到研习和亲眼观察,再到构想一个借鉴欧洲模式、却宣称有其独特国家目标的阿根廷计划。因此,墨索里尼的重要性是经由庇隆呈现的——叙述展现的是这位意大利独裁者对阿根廷总统意味着什么,而不是独立描绘墨索里尼的统治。
后来的逆转为这种影响增添了讽刺意味。庇隆没有把墨索里尼的败亡视为计划失败的证据,而是将其看作阿根廷取代衰败强国的机会。然而,叙述也展现了宏大宣言与政治结果之间的距离——庇隆承诺的世界历史性变革一再延后,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前法西斯主义者仍是败亡过去的象征。因此,墨索里尼既鼓舞人心,也具有警示意味——他的形象强有力地留存于另一位领袖的想象中,却始终笼罩在随后的崩溃阴影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