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杭德罗·冯·埃克斯坦

亚历杭德罗·冯·埃克斯坦是一名流亡的波罗的海男爵，也是巴拉圭军队的上尉，是帮助约瑟夫·门格勒在巴拉圭立足的政界关系人士之一。作为该国独裁者的战友，他在亚松森接待门格勒，并为他的公民身份申请提供支持。他的重要性与其说在于某一次具体介入，不如说在于他所提供的门路——军事与政治关系、律师，以及融入围绕这名逃犯的关系网的机会；与此同时，法律压力日益加大。

身份与背景

叙述结合流亡经历、军衔与政治亲近关系来介绍冯·埃克斯坦。他是一名离开故土生活的波罗的海男爵，但在巴拉圭担任军队上尉，并被描述为独裁者的战友。叙述将他的地位与一段过往的军事经历联系起来——20世纪30年代，他与乌利·鲁德尔曾在查科与玻利维亚人作战。他们的战役发生在一片军事领导人声称蕴藏石油的土地上，然而那里并没有石油。这一落空的期待给这段经历增添了讽刺意味，同时也表明，冯·埃克斯坦的地位既建立在个人关系之上，也建立在军事经历之上。

他与巴拉圭政权的关系，使他不只是门格勒的一名社交熟人。当门格勒考虑把巴拉圭作为躲避阿根廷政治动荡的避难地时，该国既有的德语社群和民族主义关系网，已经为他提供了进入当地社会的潜在途径。冯·埃克斯坦属于这个圈子中更有权势的一层——他与独裁者关系密切，能够把新来者引荐给有影响力的人士和机构。

接待与政治关系

门格勒逃离阿根廷前往巴拉圭时，冯·埃克斯坦和维尔纳·荣格在亚松森接待了他。他们的接待帮助他把仓促逃离转变为新的安顿安排。汉斯·塞德迈尔和阿洛伊斯也来到这座城市，一行人就迁居的影响向乌利·鲁德尔征询意见。鲁德尔向门格勒保证，尽管巴拉圭局势混乱且腐败盛行，政治环境仍然稳定，他在那里会很安全。冯·埃克斯坦出现在接待门格勒的人之中，表明他身处这个将政治门路转化为实际庇护的圈子。

随着引渡请求临近，这段关系变得更为重要。在亚松森与荣格和冯·埃克斯坦共进晚餐时，门格勒在巴拉圭的未来被描述为取决于他的同伴。冯·埃克斯坦和荣格为他的归化申请提供支持，冯·埃克斯坦还把他介绍给该国一位知名律师。这项申请并不合法——巴拉圭公民身份要求申请人居住满五年，而门格勒并未满足这一条件。因此，所提供的保护并非单纯的款待，而是利用当地影响力帮助一名在逃者争取官方身份，公然违背相关资格规定。

压力下的避难所

这番努力展开之际，西德和阿根廷当局正在处理门格勒的引渡请求。相关程序进展缓慢，且涉及多个机构；与此同时，在巴拉圭，鲁德尔出面与内政部长交涉，推动尽快批准归化。1959年11月，巴拉圭授予门格勒公民身份、居留许可、品行良好证明和身份证。材料将政治上的介入归于鲁德尔，同时指出冯·埃克斯坦和荣格为申请提供支持，冯·埃克斯坦则为门格勒牵线，使他得以接触一位知名律师。他们的作用各不相同，却相辅相成——律师和支持者协助申请，鲁德尔则直接为申请游说政界。

从更广泛的保护模式中，也能看出冯·埃克斯坦对这名逃犯的价值。后来，巴拉圭政府以国家主权为由抵制西德施加的压力，并坚称门格勒已经离开该国。叙述指出，鲁德尔与独裁者的沟通是这种抵制的一部分，而非冯·埃克斯坦的沟通。冯·埃克斯坦有据可查的贡献更偏向当地事务和私人协助——他帮助接待门格勒，支持他的归化努力，并为他牵线寻求法律帮助。这一区别很重要；他的影响力相当大，但叙述并未把国家保护的每一项行动都归于他。

亲密关系与逃犯的核心圈子

冯·埃克斯坦不仅留在门格勒的政治圈子中，也在他的私人交往圈内。门格勒得知父亲去世时，冯·埃克斯坦也在聚集于荣格家中的人群之中。门格勒在那里讲起童年时与父亲攀登巴伐利亚一座山的记忆。这一幕显示，冯·埃克斯坦属于门格勒表达悲痛时身边的小圈子，反映出两人的关系已超出居留和公民身份等实际事务。

后来，两人一起研究瓜亚基人；这项活动发生在门格勒取得巴拉圭公民身份并收到部分遗产后，也伴随着他重新获得、但并不持久的平静感。叙述还提到，这段时期他们去滑水，并再次开始规划未来。这些活动与他周围日益逼近的危险形成对照——摩萨德正在准备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抓捕阿道夫·艾希曼之际，门格勒往返于巴拉圭和阿根廷各地，并与同伴商谈生意。冯·埃克斯坦的陪伴属于这段表面自由的时期，并不意味着追捕已经结束。

叙事意义

冯·埃克斯坦表明，门格勒逃亡所依赖的不只是跨越边境。他的军事和政治关系使巴拉圭成为可进入的避难地，而支持者、律师、家族盟友和政权中间人，则帮助他把抵达转化为申请公民身份的依据。本书将这些职能分别呈现——冯·埃克斯坦负责接待和协助；鲁德尔提供建议并与官员交涉；巴拉圭机构签发证件。他们共同展现了私人忠诚与公共权力如何交汇于实际庇护逃犯的过程中。

因此，他在叙事中的位置既由其亲近程度界定，也受其作用范围所限。他与门格勒关系足够密切，能够帮助他进入有影响力的圈子，并与他共享私人时刻；然而，叙述并未将他描绘为国际追捕行动的指挥者，也未称他掌控巴拉圭国家机器。后来围绕公民身份和引渡展开的外交冲突，揭示了其援助背后更大的体系——法律请求跨越国境，官员拖延或抵制请求，而政治关系有助于决定能否抓获这名逃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