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维森塔尔

西蒙·维森塔尔是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纳粹罪行调查者和颇具影响力的公共倡议者。他追捕约瑟夫·门格勒的行动，与他讲述的追捕故事密不可分。本书既将他描绘为坚持不懈地追求正义的活动家，也将他描绘为一位擅长讲故事的人，能够把不确定的线索扩展成戏剧化的叙述。这种张力很重要——他的工作让公众持续关注一名逃犯的罪行，但他的讲述也助长了门格勒近乎超自然的形象，仿佛此人能逃脱任何追捕者。

背景与公众形象

维森塔尔的家族来自加利西亚，在犹太人大屠杀中遭到杀害；他是家族中唯一的幸存者。战后，他开始搜集纳粹战犯的资料，最初在林茨，后来在维也纳创立犹太文献中心。他的工作并不局限于辨认逃犯。他还反对西德可能施行追诉时效的做法，实质上主张不应因时间流逝而关闭追究纳粹罪行责任人的可能性。

自传《我追捕艾希曼》出版后，维森塔尔的公众声誉日益高涨。本书称，维森塔尔声称自己在阿道夫·艾希曼被捕一事上发挥了比实际更为关键的作用。弗里茨·鲍尔所做的奠基性工作鲜为人知，而摩萨德特工则受严格保密规定约束。在这一空白中，维森塔尔逐渐成为孤身追捕纳粹者的代表——他足智多谋、平易近人，公众广泛理解他的坚持，即使检察官与情报机构隐秘开展的工作并非如此。

他的公众形象有着鲜明的视觉背景。维森塔尔在维也纳办公室收到死亡威胁，墙上挂着一幅纳粹集中营地图。他穿粗花呢夹克，说英语和德语时带有意第绪语口音。本书将他描述为一位消逝的中东欧犹太世界的幸存者，也是一位擅长媒体表达的人，能够让远离相关机构的公众了解追捕战犯的行动。

追捕约瑟夫·门格勒

艾希曼受审并被处决后，维森塔尔将大量精力投入寻找门格勒。这场搜索困难重重——他的情报网络正在失效，对这名医生藏身何处也几乎没有可靠消息。尽管如此，他仍努力维持公众的关注，并通过倡议坚持要求不能让门格勒感到安全。他的角色兼具调查与倡议，但两者所依据的证据并不总是同样可靠。

1967年7月，维森塔尔出版《我们中间的杀人犯》，其中一章以《收集蓝眼睛的人》为题，专门讲述门格勒。该章将门格勒描绘成一名可能出现在南美各地乃至更远地方的逃犯——秘鲁、智利、巴西、偏远的巴拉圭军营，以及亚松森最好的餐馆。书中称他富有、受到庇护且行踪不定，有时乘车出行并由保镖随行，驾驶一辆黑色奔驰车。书中还讲述了他据称试图进入埃及，之后门格勒和玛莎据说乘游艇离开，前往希腊的基斯诺斯岛。本书的叙述使不断迁移仿佛成了门格勒最重要的保护手段——每一次据称发现他的消息，都开启了另一条可能的逃亡路线。

维森塔尔一些最引人入胜的故事，也属于最不可靠之列。他听说一名摩萨德特工在巴里洛切遇害，随后将此事扩展成一个关于金发女间谍的故事。他声称，这名女子曾在奥斯威辛被门格勒绝育，多年后又被门格勒认出，并在一次山间出游时遭到杀害。本书将此视为他添枝加叶的例子，而非有关门格勒的确凿证据。这个故事表明，逃犯的形象能够吸纳难以核实的传闻；与此同时，不能让其罪行遭到遗忘这一根本诉求仍然迫切。

故事、证据与不确定性

维森塔尔讲述的奥斯威辛幸存者计划突袭恩卡纳西翁的蒂罗尔酒店一事，同样使门格勒显得几乎无法捉拿。按照他的说法，这个名为“十二人委员会”的团体夜间抵达，准备抓捕门格勒，却发现他的房间空无一人；据称有人通过电话向他通风报信，他不久前便已逃走。这一叙述把一场不确定的追捕变成了千钧一发的脱逃场面。本书的叙述要求读者区分维森塔尔的说法与书中证据独立证实的事实——他的讲述影响深远，但生动并不能自行证实某次目击或成功逃脱。

在该章结尾，维森塔尔透露了他所称的门格勒1967年藏身地点——一间位于军事管制区内的小白屋，地处圣维森特港与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要塞之间，靠近巴拉那河。他的描述包括德国移民聚居点、两条设有守卫的道路、巴拉圭士兵和警察，以及由门格勒付钱雇用的四名武装保镖。这一披露让该章呈现出迟来的答案般的结构，此前则接连讲述了据称发现门格勒及其逃脱的故事。然而，叙述的精确不应与确定性混为一谈——本书在其他地方强调，维森塔尔的情报网络对门格勒的行踪实际上所知甚少。

公众施压与幸存者证词

维森塔尔的影响力也通过机构和公众倡议发挥作用。1985年，在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四十周年的活动期间，门格勒实验的幸存者——包括双胞胎、侏儒及残障人士——呼吁伸张正义。在耶路撒冷亚德瓦谢姆举行的一场模拟审判中，维森塔尔与耶路撒冷艾希曼审判的首席检察官、纽伦堡战争罪审判的美国首席军事律师一同担任审判团成员。幸存者连续三天作证。他们讲述了门格勒在营中如何对待囚犯及其家人，使证词而非有关他最新藏身地点的传闻成为审理的核心。

这场模拟审判的国际转播促使人们再次要求采取行动。审判结束前，美国司法部长要求全面审查案卷，并逮捕门格勒。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在当时悬赏金额的基础上，又为抓获门格勒追加一百万美元；此外，美国悬赏一百万美元，德国悬赏一百万马克。这些进展属于更广泛的协调行动，不应误认为维森塔尔本人掌控了调查工作。不过，它们确实反映出幸存者证词与倡议能够带来的公众压力。

意义与局限

本书对维森塔尔的描写，并未要求读者在英雄与编造者之间作简单选择。他不知疲倦地追捕纳粹战犯，敦促西德不要以追诉时效结案，并帮助国际公众持续关注门格勒的罪行。与此同时，他对自己在艾希曼被捕一事中所起作用的说法，以及他对追捕门格勒故事的扩展，也表明引人信服的公众形象可能模糊已知事实与说服力强的故事之间的界线。

维森塔尔后来否认门格勒遗骸已在巴西被发现的报道时，这一区别尤其重要。到那时，他已经七次听闻这名逃犯据称死亡的消息，地点从俄罗斯前线到巴拉圭、巴西、玻利维亚和葡萄牙。鉴于多年来不断出现虚假消息，他的怀疑可以理解；但这一事件也体现出，一场追捕既受到真实的不确定性影响，也被逐渐累积的传说所塑造。维森塔尔经久不衰的意义，正在于这种未解的交织——他让伸张正义的诉求无法被忽视，同时自己的讲述也助长了围绕他所追捕之人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