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塔·施塔默

盖萨之妻吉塔·施塔默在约瑟夫·门格勒藏身巴西的那段时期扮演着重要角色——她雇他当农场工人，从报纸照片中认出他，并继续留在庇护他的家庭中。她的故事将移民生活中的私人困境与对一名被通缉的战犯的持续保护联系起来。本书描绘的她，既不是在他的身份暴露后仍毫不知情的人，也不是会因针对他的指控而动摇的人；她始终优先考虑安稳、生存，以及自己和家人能够获得的有限好处。

在农场上受挫的人生

十五年来，吉塔一直过着偏远而艰辛的生活，抚养孩子、操持家务，而盖萨经常不在身边。在新欧罗巴的小农场，日常工作包括耕种、做饭、缝纫、清洁，以及设法让有限的资源尽量维持下去。那里没有电话，也没有电。盖萨常常只是偶尔回来，带回的钱也很少，吉塔因而几乎独自承担日常责任。她的这种生活与昔日想象的未来形成对照，为她后来所作的选择提供了物质背景，但并不能为这些选择开脱。

婚前和流亡之前，吉塔梦想成为芭蕾舞演员，在布达佩斯演出，或加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在德布勒森时，她认为一位舞蹈导演提携了一名才华不如自己的竞争者，从而堵住了她的前途。叙述也记载了她的反犹怨恨——她把这位导演后来遭遇的命运归因于神的惩罚。她的愤怒和失去机会的感受，与她对犹太人遭受迫害一事更广泛的漠不关心并列呈现；这并非用来取代她应负的责任，而是本书塑造其道德形象的一部分。

雇用陌生人

约瑟夫·门格勒以彼得·霍赫比希勒之名来到新欧罗巴时，吉塔密切观察着他。他早起晚归，悉心照料牲畜，但与农场劳作所要求的形象相比，他的举止和外表显得格格不入。尽管天气炎热，他仍穿着厚重的靴子和扣得严严实实的白大衣；有人接近时，他就把帽子压低，并且格外仔细地护理双手。一个月后，吉塔和盖萨决定留下他。起初，这只是收留一名生活困窘、行事古怪的工人的安排；当时这个家庭还不知道自己接纳的究竟是什么人。

吉塔进入霍赫比希勒没有上锁的房间，在他的物品中搜寻时，真相开始显露。她发现叠放整齐的名牌衣物、一把英国雨伞、大量现金、西班牙语和德语报纸及科学期刊、一本上了挂锁的笔记本、她看不懂的文件、歌剧录音，以及一些作者陌生的书。这些物品让人更难将这个农场工人的假身份与他在小农场的生活联系起来，但单凭这些还无法确认他的身份。

1962年1月27日，一份圣保罗报纸刊文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周年，并刊登了逃亡中的约瑟夫·门格勒的照片。吉塔认出了那张脸——眼睛、眉毛、门牙间的缺口和额头的形状，都与农场里以彼得之名生活的男子相符。她让长子罗伯托把霍赫比希勒叫来，并给他看了照片。他颤抖着、一言不发地离开房间。那天晚上，他几乎没动晚餐，随后向施塔默夫妇承认自己就是门格勒。他否认报纸所说的罪行，并把那些指控归咎于犹太人的影响。吉塔认出他之后，并没有公开揭露他，而是在家庭内部得到他亲口确认。

照料、亲密关系与物质利益

后来门格勒病得很重时，盖萨不在家，吉塔便照料他。他卧床不起，神志不清，吃得很少；她给他送汤和茶，让房间通风，并敷上冷毛巾。她担心一名战犯会死在自己家里，一度考虑去请医生，但他恢复了一些体力后，便告诉她不要去。她继续照顾他，并开始称他为彼得。叙述接着写到，两人在这种不平等的处境中发展出亲密关系，但并未将其描绘成爱情，也没有把它说成门格勒犯罪过往的改变。

这段安排也有实际利益的一面。吉塔通过与门格勒的关系得到钱财，并向格哈德索要额外款项。她在塞拉内格拉买了连衣裙和给儿子们用的皮革书包；家里添置了一张新床，也通了电。叙述将这些改善与她多年匮乏的生活以及对盖萨经常不在家的不满并置呈现。同时，本书也展现了门格勒如何策略性地看待这段关系——他把吉塔视为保护自己的来源，并相信让她留在身边有助于继续藏匿。两人的利益在农场的隐秘环境中交汇，却并不相同——她寻求资源，想摆脱清苦的生活；他则依靠这个家庭躲避逮捕。

漠不关心与叙事意义

施塔默夫妇对门格勒身份的反应，受到他们自身失去家园和流离失所经历的影响。战争期间，盖萨曾在德国求学；这对夫妇经历了特兰西瓦尼亚家产被夺、苏联占领以及被迫移民。本书也明确指出，他们两人都不曾为匈牙利犹太人遭受的迫害或箭十字党实施的暴力感到不安。他们自己的苦难并未使他们认同奥斯威辛的受害者。当报纸把门格勒的过往带进他们家中时，他们对这些指控漠不关心，最希望的只是不受打扰。

吉塔在这段叙述中的重要性，体现在她一连串的行动中——她观察这个陌生人，让他进入家中，发现他隐瞒生活的证据，从照片中认出他，听他亲口承认身份，并继续与他共同生活。她所置身其中的更广阔历史并无含糊之处。米克洛什·尼斯利的记述描述了门格勒在奥斯威辛的所作所为，包括筛选和对双胞胎进行实验；幸存者后来在耶路撒冷的模拟审判上作证，讲述这些实验造成的后果。与这些记录相对照，农场的日常生活和吉塔对安逸的追求表明，逃亡者得以藏匿，不仅依靠假名和偏远的环境，也依靠那些愿意把罪行视为与自己无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