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里娜飓风期间，纪念医疗中心的临终用药争议围绕约翰·蒂勒试图协调舒适照护与撤离展开；他认为撤离会使部分患者被留在原地。他的思路始于一种个人伦理——以自己希望受到的方式对待他人；也受到医学院校格言的影响，该格言将安慰与疗愈、治愈并列。然而，在医院危机中，舒适照护不再只是缓解痛苦——他考虑使用药物，确保患者在剩余工作人员离开前死亡。记述将这一决定置于一场紧急状况之中，其中交织着遗弃、受限的选择，以及医院撤离优先顺序所造成的不平等后果。

紧急状况与蒂勒的伦理困境

风暴过后的几天里，在蒂勒看来，新奥尔良似乎失去了支配公民生活和医疗实践的常规规则。他接受了这样一个前提——相关患者无法转移，而工作人员必须离开。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自己无法提供其认定恰当的临终照护。他后来表示，吗啡输注可能在工作人员离开后用尽，使患者承受长时间的痛苦；而留下来陪伴患者，直到他们自然死亡，在他看来，就意味着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这种推理并未让他觉得所提议的做法在法律上寻常。蒂勒明白，加速他认为属于舒适照护的过程，从技术上说会构成犯罪。尽管如此，他仍将其合理化为缩短一个可能在照护者离开后继续发生的过程。这并非一场抽象的医学伦理辩论——争议源于他对那些能够监护和照护患者的人离开后，患者将遭遇什么的判断。同一场紧急状况既缩窄了他所感知的选择，也使以舒适为导向的治疗与意图造成死亡的行为之间的界限，成为争议的核心。

用药计划与协商

蒂勒与留下来的部分医生和护士讨论了药物剂量。他最初的计划是使用10毫克吗啡和5毫克Versed镇静药（一种速效镇静剂），并在需要时进一步加量。他认为，剂量必须足以确保其他所有人离开医院前患者已经死亡。记述指出，这体现了一个后果重大的意图，而不只是提供常规症状缓解的决定。

药物已知的警示加剧了风险。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Versed镇静药发出了最严重级别的警告，指出该药可能导致呼吸停止，只能在能够监护患者、且临床人员已准备好实施复苏的地方使用。根据此处的描述，纪念医疗中心当时的情况并不符合这一标准。讨论涉及的大多数患者都有不予复苏医嘱，这进一步使实际监护和救援的含义变得复杂。这些证据确认了蒂勒提出的剂量及其所述目的；但这些段落并未指出哪些患者接受了药物，也没有确定任何一种药物在某一具体死亡事件中的作用。

在作出决定的当下，蒂勒向重症监护病房护士长兼医院生物伦理委员会负责人凯伦·温求助。她在该医院有数十年工作经验，大家信任她能处理棘手的临终问题。他问她，他们能否做他正在考虑的事，以及这是否确有必要。这番求助把一个职业与道德问题摆到一位职责包括生物伦理工作的同事面前，但记述只记录了蒂勒的问题，并未记载凯伦·温给出结论。这一停顿凸显出，蒂勒从自己的理由中几乎得不到多少宽慰。

不予复苏状态与救援的含义

用药争议发生的同时，撤离规则将持有不予复苏医嘱的患者排在最后，而非遵循通常优先转移病情最重患者及依赖机器患者的做法。重症监护病房有四名不予复苏患者，其中包括海伦·布雷肯里奇和珍妮·伯吉斯。伯吉斯的经历有更长远的背景——她曾当护士养育子女，但二十世纪中叶新奥尔良的种族排斥意味着，她可以在许多私立医院照护患者，却无法在那里接受治疗。她出生时，纪念医疗中心刚于1926年以南方浸信会医院之名开院，但四十多年后她才得以成为该院患者。她的经历使人能够将紧急情况下对患者的分类，放在医疗服务获取早已不平等的历史背景下理解。

另一场发生在有一名不予复苏患者的楼层上的事件，揭示了拒绝复苏与拒绝救援之间的区别。工作人员接到离开的指示，但米歇尔·皮特尔-赖尔斯和同事们拒绝照办，因为没人来接这名患者。皮特尔-赖尔斯向患者的女儿解释，她可以要求撤销母亲的不予复苏医嘱。女儿说，她同意下达该医嘱，是因为她九十三岁、依赖氧气的母亲若发生心脏骤停就不应接受复苏；她并未理解为母亲会被留下。此事并不能证明这名患者参与了蒂勒的用药讨论，但它确实表明，在撤离期间，一项目的有限的医嘱可能被赋予范围宽广、后果重大的含义。

更广泛的机构对照

其他细节将这场危机置于更广泛的应对失灵之中，但并不意味着每起事件都属于用药决定的一部分。一对夫妇划着小船、带着年幼的孩子抵达纪念医疗中心时，院方告知他们离开；刚到医院不久的年轻医生布莱恩特·金反对拒绝收留。这一事件显示了求助渠道所承受的压力以及工作人员面临的要求，但并不能证明它与蒂勒的用药计划有直接联系。

记述还将纪念医疗中心的撤离与慈善医院的应对进行了对照。慈善医院失去了电力、可用的管道设施、电脑、电话和电梯，也没有停机坪或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协助。直到9月2日下午，也就是纪念医疗中心完成撤离的第二天，慈善医院才转移完所有患者；慈善医院在两个院区的患者人数约为其两倍，医患比例也更低，但死亡患者不到十人。这一对照并不能解决纪念医疗中心面临的伦理或法律问题。它将这些问题置于碎片化的灾难应对之中——各家医院面临的资源与限制各不相同；同时也显示，纪念医疗中心所描述的致命压力，并非每一家不堪重负的医院都必然遭遇的后果。这场争议的意义就在于这一尚未解决的区别——紧急状况塑造了选择，但分类标签、用药决定，以及对谁能够获救的假设，仍然造成了具体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