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与斯梅尔佳科夫的第二次对质，使有关伊凡对父亲遇害负有责任的怀疑成为明确的道德指控。斯梅尔佳科夫说，伊凡没有亲手杀人，也不想亲自下手，却希望别人采取行动；伊凡离开两人的会面时深受震动，想起自己此前的不祥预感，并开始把自己的离去视为这起罪行道德脉络的一部分。这场对质并未确定伊凡做过什么或意图做什么，却迫使他面对亲自实施罪行与怀有应受谴责的欲望之间的区别。

背景与指控

斯梅尔佳科夫的说法把伊凡事先的知情与离去置于指控的核心。他认为，伊凡明知可能发生谋杀，却弃父亲于不顾；旁人也能从他的举动推断出他并不反对这桩罪行。伊凡抗辩说自己并不知道谋杀之事，并要求斯梅尔佳科夫解释，他所说的另一层怀疑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场争执不只是关于谁实施了杀害行为，也关乎伊凡的预期与愿望可能默许了什么。

斯梅尔佳科夫进一步把行为本身与希望别人实施行为的欲望区分开来。他告诉伊凡，伊凡不可能亲自杀人，也不想自己动手，却确实希望有人去做。这个指控令伊凡不安，因为它重新界定了他与罪行的关系，却没有声称他拿起凶器或亲自实施了行为。伊凡追问斯梅尔佳科夫为何会希望发生谋杀；斯梅尔佳科夫则沉着地说着，使这项指控更难被视为一时冲动而置之不理。

伊凡离去的含义

斯梅尔佳科夫还把伊凡的离去解读成一种讯息。他说，自己原以为伊凡是在指望他，并认为伊凡明明预感到斯梅尔佳科夫可能作案，却仍然离去，这就等于说斯梅尔佳科夫可以不受阻拦地杀死他们的父亲。这是斯梅尔佳科夫对伊凡行为的解释，并非对伊凡意图的独立证实。它的作用在于，让一个看似被动的决定——离开——在事件发展过程中显得举足轻重。

对质结束后，伊凡走出小屋，没有回头。夜晚的月亮出现在场景中，但决定性的变化发生在他内心——他的思绪从自己能否提供不利于斯梅尔佳科夫的证词，转向自己的离去意味着什么。伊凡怀疑自己能否提供有用证据，并预料斯梅尔佳科夫可能反过来指控他。这种不确定性使这次相遇既没有变成坦白，也没有让调查尘埃落定；伊凡仍陷于对另一个人的怀疑与对自身可能共谋的认识之间。

认识与后果

父亲家中最后一晚，伊凡在楼梯上倾听的记忆强烈地涌上心头，使他停下脚步。他承认自己曾预料到谋杀，并开始说自己曾希望它发生，反复追问这种欲望是否真是出自自己。这种反复的自我诘问并未得出确定结论；相反，它标志着斯梅尔佳科夫的指控已变成一个令伊凡无法承受、再也无法置身事外的问题。他甚至想到，如果自己不敢杀死斯梅尔佳科夫，活着便毫无意义；这极端的反应表现出他的激动不安，却没有解决他应负的责任。

伊凡没有回家，而是径直前往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那里。她试图安慰他时，他来回踱步，言语断续，随后坐下，双肘撑在桌上，双手抱头。他告诉她，如果凶手是斯梅尔佳科夫而不是德米特里，那么他也分担斯梅尔佳科夫的罪责，因为是他唆使斯梅尔佳科夫作案——但他随即补充说，自己还不确定是否真的如此。这番话概括了这场对质悬而未决的结果——伊凡尚未查明自己做过什么，却已承认，关于谋杀真相的揭示，可能会使他承担超出亲手实施罪行这一层面的责任。

叙事意义

这一场景改变了谋杀案的道德焦点，却没有改变其基本事实上的不确定性。斯梅尔佳科夫的指控划分了亲自犯罪与希望别人犯罪，并进一步质问，有意离去是否也能构成默许。伊凡的回答仍不确定，但他的记忆以及随后作出的承认，使这项指控产生了不同于仅由斯梅尔佳科夫说出时的后果——伊凡开始把自己的愿望与选择视为事件经过的一部分。

从对质转向独自回忆，再到向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吐露心声，也构成了这一段情节的推进脉络。斯梅尔佳科夫提出一种解释；伊凡起初抗拒，随后那段记忆使抗拒变得困难，最后他说出自己可能分担罪责的有条件判断。因此，这一场景既没有呈现直截了当的坦白，也没有给出最终的免责结论。它揭示的关键在于，伊凡认识到，即使没有直接采取行动，道德责任仍可能存在；而他本人的真实意图依然没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