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尔·阿克斯曼

反美阴谋

厄尔·阿克斯曼是菲利普爱冒险的年长朋友、集邮导师,也是他秘密探索的伙伴。在菲利普觉得自己的家庭和国家正从身边溜走的那些月份里,厄尔展现了一种令人陶醉的男孩式独立——偷窃、四处游荡、跟踪陌生人。他们的冒险最终以一次令人害怕的遭遇收场,厄尔突然逃走;几周之内,他和家人也都离开了,他们的友谊就此悬在一场原因不明的失踪边缘。

身份与背景

厄尔比菲利普年长近两岁,他那光鲜体面的父母已经离婚。他似乎从未试图做个模范孩子;这与菲利普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菲利普越来越厌烦自己循规蹈矩。菲利普的家庭作业花不了多少时间,唯一的家务是摆好餐桌,因此他有整个下午的空闲时间;厄尔的母亲常常不在家,于是厄尔既给他作伴,也带来恶作剧。

厄尔最初通过两人共同的集邮兴趣吸引了菲利普。菲利普花上几个小时和他一起用放大镜细看厄尔的邮票收藏,也会窥看厄尔母亲存放内衣的抽屉柜。集邮并非单纯的消遣——它是两个男孩最初建立联系的起点,尽管他们的友谊后来扩展到与集邮相去甚远的活动。

跟踪陌生人

在菲利普加入之前,厄尔每周已经有几次跟踪下班回家的男人。放学后,他独自前往市中心,在公交车站附近等候,跟在选定的男人身后上车,下车后再隔着一段距离跟着对方。他声称自己只是想弄清楚人们住在哪里。这些旅程带他离开纽瓦克,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自由也成了乐趣的一部分;他用自己能走多远、又能否在母亲回来之前赶回家来衡量成败。

这些冒险离不开偷窃。厄尔从母亲的手提包里偷公交车钱,把包堆放在卧室的抽屉里。周末去纽约市父亲的公寓时,他会从西装口袋里偷钱;卡萨洛马乐团的乐手来打扑克时,他趁他们在客厅里玩牌,翻找他们挂在门厅的外套。他把硬币藏在行李箱底部的一只脏袜子里,随后坐在一旁听他们讲下午的演出,聊到派拉蒙剧院、埃塞克斯大厦和格伦岛赌场。乐团于1941年从好莱坞回来后,厄尔把自己听来的电影明星消息告诉菲利普,菲利普又转述给桑迪·罗斯。桑迪不以为然,并警告菲利普说,厄尔知道的事情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太多了。

菲利普对这些冒险越来越热衷,反映出他对童年的感觉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放学后独自待着时,他开始躺在床上喃喃自语:“现在咱们来干点坏事吧。”他把这句邀约与厄尔总爱提议做更大胆的事联系起来。跟踪别人给这种冲动赋予了具体形式——这是一场私下进行的越界游戏,让两个男孩觉得自己可以摆脱父母的监视,超越寻常的限制。

最后的冒险

圣诞假期前几天,厄尔和菲利普跟在一个男人身后上了一辆公交车;那人提着两个塞满礼物、装饰着红色和绿色饰物的百货商店购物袋。男人经过希尔赛德,进入伊丽莎白,在一处墓地附近下了车。两个男孩在渐浓的冬日暮色中跟着他,穿着当地学童常见的带风帽外套、羊毛手套、灯芯绒裤和橡胶套鞋。他们对自己一贯的隐蔽本领信心十足,已经把彼此视为“无敌搭档”;然而这一次,他们跟踪人的本领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么高明。

男人察觉有男孩在跟着自己,便友好地招呼他们。他说天色渐暗,天气也冷了,邀请他们进屋喝可可,吃蛋糕、动物饼干和烤棉花糖。菲利普望向厄尔,想让他拿主意时,厄尔已经转身朝纽瓦克跑去。他喊道:“快跑!”接着叫菲利普赶紧逃,因为“他是个娘娘腔!”叙述写出了厄尔的惊慌和突然逃走,却没有解释男人邀请之外的意图。

离开与叙事意义

最后这趟出行之后,厄尔一家很快突然散了。出行十天后,阿克斯曼太太精神崩溃,在半夜被救护车带走。不久之后,也就是1942年元旦,厄尔的父亲带着他和那批邮票离开。1月稍晚些时候,一辆搬家卡车运走了家里的家具,包括那件曾引起菲利普童年好奇的抽屉柜。萨米特大道上再也没人见过阿克斯曼一家。

厄尔的重要性在于,他让菲利普得以想象一种具体的自由——不是抽象的反叛,而是偷来的车费、驶向远方的公交车、陌生人的门口,以及对成年人保守的秘密。这种自由在持续时令人兴奋,但男孩们最后一次跟踪最终并未以得手告终,而是以退逃收场;厄尔不久后的离开,也使他们的伙伴关系再无法触及。在菲利普的回忆中,朋友的突然消失给童年的恶作剧蒙上了一层岌岌可危的意味——人可以踏入家门之外的世界,却无法让它变得安全,也无法让它停留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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