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朗博士以荣誉与诚信立教

斯特朗博士以荣誉与诚信为诉求，这是他学校的核心原则——学校不以恐惧治理，而是相信男孩子们会维护自身操行和学校声誉。根据大卫·科波菲尔的经历，这种信任带来了自愿学习、彼此负责以及真挚的依恋，为默德斯通兄妹的强制性教导和监狱制度空洞的改造表演提供了一种合乎道德的替代方式。

学校中的原则

斯特朗博士的学校被描写为秩序庄重、举止得体，但这种秩序建立在与惩罚不同的基础之上。学校诉诸男孩子们的荣誉感与诚信，公开依赖这些品质，除非有男孩子证明自己不配得到这种信任。因此，男孩子们觉得自己也参与管理学校、维护学校的声誉。他们深深依恋学校，自愿学习，希望为学校增光；课外的自由活动和激烈运动，与强烈的责任感并存。

对大卫而言，这种安排与他早年在默德斯通先生和默德斯通小姐手下接受的教育形成了鲜明对照。家中的课程成了教会母亲一种被错误称作坚定的品性的工具——课程漫长、艰难，而且常常难以理解，使学习变成每日的痛苦。相反，在斯特朗博士的学校，秩序并不依靠迫使孩子服从成年人的意志。信任使学生对学校产生切身责任感，也让他们的行为成为共同事业的一部分。

信任与对迪克先生的认可

以一个人表现出的能力而非他人强加的标签来评判他，这一准则也体现在贝特西·特罗特伍德为迪克先生辩护一事上。她问迪克先生该怎样处置大卫时，他简短的回答促使她指出他思维敏锐，并要求他给出可靠的建议。她否定了别人认定他疯癫的说法，认为这种判断出自误解或虐待他的人，其中包括曾试图把他送进私人精神病院的兄长。贝特西解释说，她出面干预，保障了他微薄的收入，并接他来与自己同住；她准备照料他，而不是虐待他。

她的讲述表明，保护与尊重密不可分。父亲曾把迪克先生托付给兄长照管；姐姐不幸的婚姻带来的苦恼，加上他对兄长的恐惧，在他来到贝特西身边之前曾使他发烧。贝特西认为，这段记忆持续造成的负担表明他曾经受苦，并不能证明他缺乏判断力。坎特伯雷的经历印证了她的信任——迪克先生深受男孩子们喜爱，兴致盎然地观看他们游戏，还展现出非凡的实际巧思。他用橘子制作精巧的图案，用边角料做船，用羊拐骨做棋子，并用花牌、棉线轴、铁丝、细绳和稻草制作玩具。

斯特朗博士听大卫讲述迪克先生的情况后认识了他，并邀请他到学校等候。两人的会面逐渐成为惯例，迪克先生也从庭院走进教室，在那里怀着深深的敬意聆听课程。学校没有把他的与众不同视为将他排除在外的理由；学校平常而自然的接纳，使他得到陪伴，并在学校生活中有了一席之地。这并不是说学校正式采纳了贝特西的论点，但两者都强调观察一个人的品格，而非轻率地加以评判，这一点构成了重要的呼应。

原则接受公共检验

后来大卫与托马斯·特拉德尔斯探访监狱时，真实的道德责任与制度所宣称的改造之间的反差更加鲜明。监狱当局把彻底隔离和真诚悔罪说成这套制度的主要优点。然而，大卫怀疑囚犯彼此之间了解甚多，尽管官方制度如此设计，他们仍保持着广泛的联络。他也发现，悔罪的表现惊人地千篇一律——悔恨之辞以相似的形式反复出现，表现得最显眼的囚犯最能引人关注。

备受称赞的二十七号囚犯原来是乌赖亚·希普，大卫和特拉德尔斯认出他并未改变。他的声誉建立在虔诚的劝诫和祈祷信札之上，但这一幕揭示了外在表演与内在品格之间的差距。大卫由此断定，囚犯面临流放时，这些说辞有实际用处；但它们并不能证明悔意真诚。监狱当局奖赏的，正是它声称要纠正的表象；而斯特朗博士的教育原则则从给予信任开始，并让男孩子们承担起证明自己配得这份信任的责任。

叙事意义

在这些情节中，荣誉与诚信与其说是口号，不如说是衡量权威如何对待其权力所及之人的标准。默德斯通先生的课程强加纪律，却损害了孩子的学习意愿；监狱制度宣称要改造囚犯，却鼓励他们以悔罪表演谋取好处。贝特西对迪克先生的照料以及斯特朗博士的学校，展现了与之相反的做法——留意一个人的行为与能力，给予信任，并让责任感从认可中而非强制中生长。

故事并未把这一原则呈现为人人都会证明自己值得信任的保证。斯特朗博士的学校明确规定，是否信任男孩子们取决于他们的行为；监狱情节则表明，当官方信任指向表象时，它很容易落空。两者的对照，关键在于制度要求人们做什么——学校让他们成为维护学校尊严的参与者，监狱则把他们变成彼此隔绝的对象，对他们的悔罪加以审视和展示。在这里，信任并非意味着没有标准；它是一种使正直品格产生实际影响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