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曼被捕后获赦

马洪德返回贾希利亚后，波斯人萨尔曼被捕并获赦免；这一情节表明，启示的权威与人类听取、记录和修改启示的行为密不可分。萨尔曼以一名前书记的身份被带到马洪德面前，等待定罪；他能否活下来，首先取决于他透露的有关巴尔的情报，其后则取决于比拉尔的干预。这道赦令既让一个人免于一死，也体现了马洪德声称要在新政权下坚持的克制。

背景——书记与言辞

返回贾希利亚之前，萨尔曼曾在雅斯里布为马洪德担任书记。小说将他后来的背叛与早先的《撒旦诗篇》经文事件联系起来——马洪德诵出了一些似乎承认拉特、乌扎和玛娜特的经文，后来认定自己受到了魔鬼欺骗，便予以否认。吉布里尔·法里什塔的讲述没有明确交代最初诵读这些经文及其后否认经文的源头——他坚称，两次发声的都是自己。因此，这一事件为萨尔曼提供了先例，使他怀疑诵出的讯息能否与其所谓的神圣源头明确区分。

萨尔曼讲述说，他在科恩山的先知洞穴里做了一个梦，往事由此重现。梦中，他从大天使的视角俯视马洪德，并怀疑自己或许其实是沙伊坦。这种可能性促使他试探自己曾经侍奉的权威。在记录马洪德的诵示时，他先做了细微的替换——马洪德形容安拉全听，萨尔曼却写成全知、全智。后来，他又把基督徒改成犹太人。马洪德没有察觉，接受了这两处改动，萨尔曼由此断定，自己写下的措辞可以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进入神圣文本。这一发现令他震惊；他继续修改所记录的内容，既无法停手，又害怕后果。

被捕与指控

马洪德返回贾希利亚后，挑水工哈立德将萨尔曼带到他面前。哈立德报告说，自己发现萨尔曼身处不体面的场合，连酒钱或陪伴费都付不起。这些细节构成了令人难堪的反差——萨尔曼曾是可靠的启示记录者，如今却成了处境狼狈、脆弱无助的逃亡者。马洪德认出他是波斯人萨尔曼，随即开始宣判他死刑。

萨尔曼恳求饶命，并再次宣称自己忠心不二，但马洪德指出，罪行不只是叛逃。他指控萨尔曼以自己的言辞对抗安拉的言辞。这项指控让人想起书记从前所做之事的具体细节——萨尔曼并非只是在信徒群体之外反对马洪德，而是在受托保存文本的位置上篡改了文本。他的罪行考验着启示与转录之间的界限，而社群的权威正建立在这一区分之上。

提议与赦免

挑水工哈立德力劝处死萨尔曼时，萨尔曼提出可以指认马洪德真正的敌人。这一提议为他换来片刻陈述的机会。被问及所指何人时，他说出了巴尔的名字。这个名字改变了对峙的气氛——马洪德重复着这个名字，早先冲突的记忆随之浮现；他的注意力也从眼前的囚犯转向了那个始终萦绕在他心头的诗人。

萨尔曼没有被处死。比拉尔出面求情，而马洪德因巴尔的消息分了心，便同意让萨尔曼活下去。赦免并未抹去指控，也没有解决萨尔曼所作改动意味着什么的问题。相反，在他的背叛暴露、他的用处显现之后，他仍得以活命。这一情节让他的生死取决于两次言语行为——萨尔曼说出巴尔的名字，以及比拉尔为他求情。

后续与意义

这段叙述着重指出胜利之后并未发生的事。贾希利亚没有家门被砸开，也没有旧日敌人被拖出来当场处死。萨尔曼和同样已经归顺的欣德都得以保全性命。马洪德对待昔日对手的方式，回答了一个关于运动获胜后会发生什么的问题——归顺并不必然招致报复。然而，这道赦令并非毫无矛盾。马洪德的克制与他重新执着于巴尔并存；巴尔那些被人记起的诗句，仍对新秩序构成未解的挑战。

萨尔曼被捕一事也进一步凸显了小说对作者身份与权威的疑问。他的替换揭示了这样一种讯息在实际传递中的脆弱性——它必须经过一个人类听者和书记之手；马洪德未能察觉这些改动这一点，是通过萨尔曼的陈述呈现的，而吉布里尔对早先经文事件的讲述，则进一步动摇了天使之声与魔鬼之声之间任何简单的区分。这一场景并未消解这种不确定性，而是展现了它在政治与个人层面的后果，以及书记言辞所承载的利害关系——萨尔曼因篡改启示而被定罪，后因提供情报而获赦，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提醒留了下来，表明这部小说所描绘的神圣话语与人类中介之间，难以截然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