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Thompson案件与检察官责任豁免裁决

约翰·汤普森的案件揭示了推翻错误定罪与追究助长错误定罪的公职人员不当行为之间的距离。在汤普森预定执行死刑前不久，一份遭隐瞒的犯罪实验室报告浮出水面，促使法院推翻他的定罪和死刑判决；后来，他获判无罪。然而，陪审团因检察官压下证据而判给他1400万美元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撤销了这项裁决，强化了一项使汤普森无法获得赔偿的规则。

报告与汤普森获释

汤普森因抢劫谋杀罪被判刑，正面临死刑执行；就在预定执行死刑的一个月前，一份犯罪实验室报告被发现。报告与州方针对他的指控相矛盾；那起犯罪发生在十四年前。这一发现改变了案件走向——州法院推翻了他的定罪和死刑判决，随后汤普森所有指控均获判无罪，并得到释放。

这一披露的时机使案件利害更加重大。质疑州方指控的证据直到汤普森即将被处决时才浮现；此前，他已因一桩并非自己所犯的罪行在狱中度过十四年。他获释，意味着刑事案件以对他有利的方式了结，但谁应为隐瞒报告负责这一独立问题，仍未解决。

民事诉讼裁决

获判无罪后，汤普森提起民事诉讼。新奥尔良的陪审团判给他1400万美元，认定地方检察官哈里·康尼克（老）非法隐瞒了证明汤普森无罪的证据，并使他继续被关押十四年。这项裁决没有把遭隐瞒的报告视作抽象的程序瑕疵，而是将其视为公职人员行为的证据，并指出这种行为造成了毁灭性的人身后果。

康尼克对判决提出上诉。因此，争议不再仅仅关乎汤普森是否遭到错误定罪——问题在于，即使检察官在刑事案件中故意非法扣留证明被告无罪的证据，是否也能令其承担经济责任。

最高法院推翻裁决

201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微弱多数推翻陪审团的赔偿裁决。法院裁定，检察官不能因其在刑事案件中的不当行为而被追究责任，即使检察官故意非法扣留了证明被告无罪的证据。这项裁决推翻了民事判决，但并未撤销汤普森的无罪判决，也未推翻法院此前撤销其定罪和死刑判决的裁定。

这一结果遭到学者和法院观察人士的强烈批评。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思·巴德·金斯伯格撰写了异议意见，但汤普森一分钱也没有拿到陪审团判给他的1400万美元。因此，案件以鲜明的分歧告终——刑事诉讼已确认汤普森不应被定罪，而民事裁决却拒绝就陪审团认定导致他遭监禁的不当行为向他作出赔偿。

案件意义及与沃尔特·麦克米利安案的关联

布莱恩·史蒂文森将汤普森的案件视为警示，指出错误定罪的补救措施有其局限。在叙述沃尔特·麦克米利安的民事诉讼时，他提到最高法院再次加强了保护检察官免于问责的屏障。汤普森的案件让这道屏障变得具体可见——即使他已获判无罪、陪审团已作出裁决，而且法院已认定检察官隐瞒了证明其无罪的证据，检察官豁免仍使赔偿裁决无法维持。

这一比较也说明，获释之后，错误定罪在重要方面仍可能未得到解决。一个人或许能够重获自由，刑事判决也可能被推翻，但他仍可能无法向那些行为促成不公的官员寻求补救。汤普森的案件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例子，揭示了确认无罪与追究所造成伤害的责任之间存在的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