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与波琳逃亡期间的旧金山

美国女人

珍妮与波琳逃亡期间的旧金山,是珍妮和波琳逃亡生活中一段关键时期的背景——波琳失踪引发的轰动平息后,她们建立起一个家,培育花园,并尝试探寻幸福能否与她们的政治过往并存。这座城市并未提供长久的庇护。她们的日常生活在持续不断的搜寻和遮蔽珍妮的公众叙事旁展开,直到一名持械男子意外出现,打破了这份宁静。

逃亡者之家与日常生活的变化

四月,珍妮、波琳和同伴们在她们所住楼房那片荒废后院的一角种下生菜、西葫芦、西红柿和胡萝卜。她们挖掘土地的劳作伴随着团体日常生活的变化——她们花在枪械上的时间减少,更多时间用来阅读女性主义书籍,也可以趁着温和的天气在户外见面。她们讨论女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女性之爱与异性恋关系相比所处的地位。因此,花园既是一个切实的共同计划,也是团体生活重心更广泛转变的一部分。

五月,桑迪离开汤姆·米尔纳,搬来与她们同住,家中的人数随之增加。她的苦闷影响了公寓里的生活节奏——她整夜不睡,白天才入睡,于是其他人踮脚轻行、低声细语;她把自己的东西摊得到处都是,随后又气冲冲地把它们堆回手提箱里,有时还会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哭。有天晚上,大家聚在一起时,她告诉珍妮,弗雷泽上周曾到城里找她。桑迪说自己不知道珍妮的下落,但弗雷泽并不相信她。他还让桑迪不要告诉珍妮他来过,理由是珍妮若知道他在找她,可能会离开这座城市。因此,旧金山的家庭生活依然与外面的追捕相连。

公共轰动过后的城市

波琳遭绑架一年多后,珍妮和波琳一时兴起,借了汤姆·米尔纳的汽车,由珍妮开车、波琳指路,前往波琳长大的那所房子。她们此行时,围绕此案的关注已经消退。在关注最盛的时期,电视台转播车曾在街边停了数月;长长的弧形车道变成拥挤的停车区,记者们不得不协调车辆,在缓慢驶出后再重新集结。为了免得家人必须打开房门、让记者使用屋内电话,草坪上还安装了电话亭。门廊处常年架着克利格聚光灯和麦克风支架,而大量人流踩坏了草地,直到家人要求访客走人行道,并重新铺种草坪。

珍妮和波琳再次看到这处房产时,草坪已经重新铺种,不过新长出的草在平整的地面上仍然显眼。树篱略显杂乱,门廊已经清扫干净,却不见了灯光和讲台。这种反差让人看清旧日新闻营地如何在消失后仍留下痕迹——房子依然带有那场轰动的印记,但新闻报道的整套设备已经撤走。珍妮和波琳刚回到旧金山时,并未想过会来这里。她们知道,联邦调查局探员曾和新闻摄制组一起占据草坪,也可能使用过房子里的房间。她们猜测探员使用过什么设备,这进一步表明,监视活动和媒体的驻守一样,仍是这处地方被记忆的一部分。

花园、友谊与私人书写

到了八月,花园收获的蔬菜已经足够让珍妮和波琳装成几袋送给汤姆·米尔纳、桑迪、迈克·索尔萨、明斯基先生、乔安娜和莉娜。对她们而言,收成的规模和速度似乎意义重大,不过她们正在建立的生活,与其说充满隐秘,不如说平静安稳。乔安娜的朋友朱莉送来一台录音机,放在前屋轻声播放;团体正在考虑邀请朱莉加入。桌上的鲜花和珍妮在旧货店找到的桌布,成了她们珍视的生活环境的一部分,而不是她们理所当然必须拒绝的奢侈品。

第一批西葫芦也给了珍妮和波琳一个由头,让她们花一整天为自己准备一顿丰盛的饭菜。她们享用这顿饭的愉悦,以及她们不确定这类舒适究竟属于资产阶级趣味,还是单纯的美好,这些都写进了珍妮正在给威廉写的一封长信里。她越来越常把自己的思考和论辩写给威廉,而不是记在日记里,但她不确定自己能否在再见到他时不失去自我。波琳会阅读并修改这些信;那封谈论幸福的信,两人反复琢磨了很久,已经成了她们之间的一场对话,而且始终没有寄出。她们共同阅读和写作,使这个家成为一个空间,让她们各自都能质疑过去的要求,而不必立刻作出定论。

搜寻、逮捕与庇护的限度

平静并不意味着她们更加警觉。珍妮和波琳不再像从前住在农场时那样,时时刻刻留意危险的迹象。在旧金山,她们放松了戒备,得以过普通的家庭生活,却也因此没有察觉有个男人正朝楼房走来。半截荷兰式门敞开着,她们直到那人已经站在那里,手持武器并命令她们举起双手时,才听见他悄然走近的脚步声。珍妮的身体先于头脑作出反应,怀着希望;随后她才意识到眼前的情形。逮捕并非源于她们有意识地预料到警报,而是突然打破了她们营造出的宁静。

这座城市还呈现出另一种面貌——有人试图重构珍妮在那些事件中的角色,而公众却把事件简化成了别人的故事。安妮·凯西花了五天时间在旧金山开车,追寻珍妮和波琳走过的路线。那时,电视新闻已经用“失落的一年”来称呼波琳失踪以及两名女性隐匿生活的那段时期。此前的报道和目击说法数量繁多、彼此矛盾,以至于联邦调查局无法确认哪些线索可信;珍妮的名字虽出现在众多说法中,但即使安妮后来得知有一则关于珍妮的报道属实,珍妮仍基本未被纳入公众叙事。因此,旧金山既是一个有人生活的避难之所,也是调查重新展开的起点,而这场调查始终难以让珍妮进入公众视野。

这段时期的结尾,凸显了这座城市最核心的反差。花园、共享的饭食、录音机和书信,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依恋,也让逃亡生活之外的另一种人生成为可能;昔日的媒体轰动和新一轮搜寻则表明,那种生活多么容易被监视和公众解读所打断。两名女性的家让幸福变得可以想象,却无法让她们的行踪永远不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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