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出狱后居住的伯克利

出狱后，伯克利成为珍妮试探着回归平凡生活的地方。回家两年后，她在一户集体住家找到住处，在果汁吧谋得一份工作，也开始重新允许自己怀有一些朴素的愿望。这座城市既没有让她与过去一刀两断，也没有带来她期待的重逢；相反，它给了她一个暂时的家，让她得以与那些缺席共处。

回归与重新适应

回到伯克利后，珍妮惊讶地发现自己竟会想念东海岸；在她心中，那里的宁静与葱郁依然与过去的自己相连。她意识到，自己曾用政治为走错的路和逝去的时间辩护，而这种自我保护让她更难承认那些相形之下显得微不足道的愿望，例如想要一间舒适的房间。她觉得自己不配享有这样的舒适。因此，伯克利标志的并非胜利般的复归，而是珍妮开始改变自己允许自己渴望的事物。

她的处境也反映了法律体系中不平等的遭遇。波琳的案件引发了大量关于她境况的公开讨论，珍妮却几乎无人提及。两人的刑期和后来的结局各不相同——波琳因参与银行抢劫案被定罪，但服刑不到两年便获减刑；珍妮因炸毁征兵中心而被判处最低刑期，并因表现良好，在一年后转入工作释放计划。这段叙述表明，这些法律后果只是两人各自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珍妮开始为自己被视为格外值得宽待的人而感到羞耻；监狱经历也让她意识到，种族偏见如何影响了这种待遇。她回到伯克利，承接的是这段不平等的经历，而不是将它抹去。

为了窗景而选择的房间

珍妮应征一则伯克利住宅的室友招租广告。最初为她提供的房间是楼上的一间屋顶斜檐下的卧室，有四面墙和一扇门，却几乎没有光线，窗外只能看见邻居家的屋顶。真正吸引她的，是厨房旁一处三面开敞的凹间，严格来说那是餐室，那里有一扇大凸窗，可以俯瞰一株迷迭香和一棵酸橙树。她决意要那片景色。这个偏好看似微不足道，但其重要之处在于她愿意为此采取行动——她又开始为自己想要某样东西。

住户们的回应让这份个人偏好变成了共同决定。他们喜欢聚在餐室的大木桌旁；与珍妮见面后，大家召开住家会议并投票邀请她入住。他们提议为她的凹间搭一道隔墙，再把楼上的卧室改成安静的图书室。住户们比珍妮年轻，有的是研究生，有的还在寻找人生方向；他们的集体生活包括共享日常必需品和照料堆肥。小说将这些安排描写为一种抵抗形式，属于不同于珍妮早年生活的另一代人和另一种政治氛围。于是，她在这所房子里的位置既属于个人，也属于共同体——她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窗景，而住户们则重新规划共享空间，为她腾出位置。

二十九岁的珍妮感觉，自己内在的一段转变几近完成。她越来越常想到生育孩子；她考虑的主要不是恋爱或婚姻，而是成为一个孩子的伙伴的可能性。她把这段新生活想象成自己正在积累知识与能力、以便迎接的事物，同时也把在伯克利的家看作一处临时落脚点，或许也是一种准备。这个愿望仍是希望，而非已经实现的未来，却表明她的注意力已从早年政治生活中的集体信念转向关怀与个人的可能性。

工作与公众认知

通过室友，珍妮在一家果汁吧找到工作。这家果汁吧也由一个集体经营。对她而言，这份工作相对稳定，意义重大——她怀念固定的工作，也珍视离开家、前往有自身社交秩序的工作场所。工作平凡而需要动手，把水果榨成果汁；她喜欢其中朴实的简单，也乐于工作时任由思绪漫游。伯克利给了她一种日常生活，既不是政治使命，也不是住家生活的延伸。

果汁吧也以一种新的方式显露了她的公众身份。有些顾客认出她是个小有名气的人，似乎希望她承认自己知道他们认得她。珍妮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微笑、照常提问，然后为他们制作果汁。她熟练地装作没有认出对方的用意，让这些相遇不必经过解释便过去，但这并没有消除它们带来的影响。她的声名带来一种新的疏离感——陌生人在她面前变得拘谨，而她只要表现得似乎没有察觉他们知道些什么，就能让他们保持距离。

延宕的重逢与家的意义

在果汁吧，珍妮私下记下那些似乎可能带来变化的日子。威廉已经获得假释；她知道，即使他不知道她已获假释，他也会记得她出狱的日子。她等待着，却不知道自己怀的是希望还是恐惧，但他没有来。因此，伯克利并不是她曾经或许想象过的重逢之地；这里是她等待重逢落空后仍须继续生活的地方。

波琳获释则带来了另一种期待。珍妮有些预料波琳会出现在果汁吧，继而想象她可能穿着什么衣服、带着怎样警觉的神情到来。波琳始终没有走进那扇门。这些缺席为伯克利的篇章增添了静默的张力——这座城市让日常生活得以恢复，也提供了自己选择的庇护所，却没有让亲密关系恢复。珍妮已开始在那里建立生活——有一间因绿意窗景而选中的房间、共享空间、一份工作，以及对未来的想象——而威廉与波琳仍在别处，主要存在于那些未曾发生的相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