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利校长

凯利校长是诺克维卡的教师，他既有学术抱负，也强烈反对英国统治，却同时行事暴虐、渴求他人敬畏。在约翰·麦加恩的叙述中，他的学校揭示了权威的矛盾——凯利痛斥世袭特权，却严酷地对孩子们行使自己的权力；他谴责一种等级秩序，自己似乎又建立起另一种。

任职与抱负

十三岁时，约翰·麦加恩已上过七所学校，之后父亲把他送到凯利校长在诺克维卡的学校。他骑自行车走三英里去上学，那里有一位以赢得奖学金、并把有前途的学生从其他学校吸引过来而闻名的教师。凯利身材高大，外貌黝黑，是芬尼亚党成员，也是郡议会成员，且在学问上自负；麦加恩还形容他十分暴虐。凯利的爱尔兰语尚可，但他很快看出，自己不大可能赢得郡级奖学金。

凯利对奖学金成绩的看重，影响了他对学生的态度。在其他科目上，麦加恩的表现威胁到汤米·莫兰的前途；凯利正为这名温和友善的男孩备考奖学金。汤米后来成为神父。凯利对莫兰一家的关照，与他对汤米的叔叔帕迪·莫兰的记忆有关——帕迪曾于1916年在都柏林总邮政局参战，并于1920年被绞死。凯利敬仰帕迪，把他视为英雄人物，并尽力提携他的侄子和侄女。因此，在诺克维卡，获得学业机会不仅取决于能力，也取决于凯利的忠诚对象和优先考量。

民族主义与罗金厄姆庄园的孩子们

离学校一英里处，罗金厄姆庄园的围墙和门楼环绕着一座高踞基湖之上的宏伟白色宅邸。凯利把这座庄园视为英国统治与支配延续至今的象征。每年的猎雉活动都会迎来英国大使约翰·马菲爵士、从麦加恩青年时期的都柏林赶来的武装侦探，以及聚集一堂的盎格鲁—爱尔兰乡绅。约翰·麦加恩的父亲和大多数警卫都会参加狩猎和罗金厄姆宅邸的舞会，而庄园附近的学童则被迫为活动服务。

狩猎期间，那些孩子大多无法上学。男孩们充当驱赶猎物的人；女孩们则帮母亲做清洁和餐饮工作。凯利愤怒地指责这种社会秩序，认为它把当地孩子变成了来宾的劳力。孩子们回来后，他给他们出了一些从未教过的测验，接着让他们靠墙站成一排，每答错一题或答不上来，就打他们一顿。他惩罚他们时，痛斥英国统治爱尔兰的历史，并提起帕德里克·皮尔斯和帕迪·莫兰之死。他的怒火指向不公，但眼前承受代价的却是已经受其不利影响的孩子们——他们因没能通过测验而挨打，而他们此前正是被迫缺课。

权威与矛盾

凯利的民族主义抗议，并未阻止他摆出自己所反对的权威姿态。他要求学生在他开车经过时走到路旁草地上，向他敬礼，仿佛他属于一个新贵族阶层。这一反差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这位谴责庄园等级秩序的教师，也要求地位低于他的人行屈从之礼。他对罗金厄姆庄园制度的愤怒确实真实，但这并未使他自己的管教方式少一些强制性。

凯利与约翰·麦加恩的父亲之间也存在竞争。两人相处不来，麦加恩形容他们都争强好胜，但他始终不完全明白父亲为何把自己送到凯利那里。凯利常在警署营房里与坎农警卫用爱尔兰语交谈，有时在日间休息室，有时天气晴好时坐在外面的黄色椅子上。坎农警卫开玩笑说，凯利的爱尔兰语是从书本上学来的，却缺少语言自然而然的流畅感。他们的谈话将凯利的学识和民族主义身份与周围的地方机构联系起来；与此同时，这种比较也显出，他的学问可能被视为流于形式，而非源自生活。

学生与叙事意义

诺克维卡是约翰·麦加恩第一次与新教学生一同就读的学校。宗教课期间，他们带着书到门廊里去，在那里读书、交谈，或待在拖把、水桶和外套之间消磨时间。除此之外，他们与其他孩子一起上爱尔兰语课，也在布鲁恩的田地里踢足球。凯利对他们以礼相待。麦加恩从小被教导说，不论新教徒如何生活，他们都注定要下地狱，因此对他们既着迷又敬畏，也心怀怜悯；他的叙述将这种承袭而来的宗教评判，与校园生活中平常的友好往来并置。

麦加恩在诺克维卡度过了痛苦的一年，但他也明确指出，罗金厄姆庄园的孩子们遭受的苦难更深。因此，凯利校长不仅仅是一个严厉校长的写照。通过他，这部回忆录将奖学金、宗教差异、地方政治忠诚和殖民历史，呈现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之中。他反抗一种支配形式的行为，因为他自己施加的惩罚和要求的敬服，而变得复杂起来。